尽管近几年来众声喧哗，但事实上只有两位本地的历史学者就“冷藏行动”是否合理，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古玛·拉马克里斯纳（Kumar Ramakrishna）在2015年为冷藏行动辩护。他认为对于在1962年至1963年期间，以林清祥和地下共产党人为首的公开亲共分子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李光耀采取“毫不妥协”（maximalist）的立场是无可非议的。
引用李光耀1962年在新加坡大学法律学会所做的一场鲜为人知的演讲，古玛认为李光耀是一位有原则的领导人，在大规模逮捕事件之前，他申明了“安全”（security）的价值，而不是“抽象的自由原则”（abstract liberal principles）。然而，这个自我图利的“安全”定义，显然没有使针对政敌的安全行动变得不那么政治化。
相反地，古玛对“政治”的狭隘定义，与历史学家（西蒙·鲍尔（Simon Ball）1999；蒂姆·哈珀（Tim Harper）2001；马修·琼斯（Matthew Jones）2001）所形成的学术共识背道而驰；而这些人都查阅过英国的解密档案。
实际上，冷藏行动以及整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是由新加坡、马来亚联邦和英国的政府发起的，目的是防止激进的左翼分子在新加坡1963年举行的选举中掌权。尽管地方上的英国官员最初对此存有道德上的疑虑，但本地区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冷战紧张局势，最终合理化了这一切。
必须指出的是，在覃炳鑫2013年和2017年的著作中，这个错综复杂的区域和跨国历史，往往被简化成一个好人与一个坏人的故事：进步的、反殖民的林清祥与独裁的、表里不一的李光耀。
我认为，在那个时期的各方面斗争结果上，覃炳鑫太过相信两人所起的作用。撇开地缘政治和外交历史不谈，社会和文化历史学家也早已超越了伟人的叙述。针对那个时期，他们为我们呈现了更为复杂和细致的历史。
不幸的是，这两位本地历史学家和他们的支持者在2013年之后所展开的唇枪舌剑，肯定令公众对历史更加缺乏了解，以及更不清楚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
通过历史学家罗家成的著作，我们现在对消失已久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甘榜社会的生活世界，有了难得的深刻认识。其他人则从校园和以学生生活为中心框架的历史分析来研究学生运动。罗家成还带领另一组研究人员记录和重建新加坡的工业历史，其中将会收录工人和工业家的心声。
覃炳鑫一直非常公开地表示，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学术工作来帮助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新加坡。尽管任何历史研究都很难避免出现某种形式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编按：指以现在的观点描述与诠释过去的历史，因而产生了“时空错置”，扭曲了过去历史中的行动者对其所处时代的理解和评价），但过于“以今套古”可能会把他的好意变成巨大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编按：指所叙存在的人或发生的事与年代、历史顺序不符）。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如果李光耀在1963年没有对行动党内的左派激进分子采取行动的话，一个由后者所领导的新加坡，就会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变得更繁荣吗？
对冷藏行动的更公开讨论，以及分享古玛通过特别途径独家获取的安全档案，并不会抹杀掉李光耀的精神遗产。我个人对安全档案会否揭露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感到怀疑。李光耀害怕在投票箱前面对林清祥，可能源于他作为一名彻底西化的精英，在文化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以致他与讲华语的大众产生了疏离感。
无论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倾向于支持林清祥激进的国家主义，是否导致了1963年的冷藏行动，我们还是必须承认，李光耀之后为新加坡人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今天已经准备好就其历史上最艰难的篇章，展开公开和诚实的讨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英文原文于5月6日在作者的个人面簿上发表。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