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对话

财政部长王瑞杰不久前在国会参加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透露,第四代领导班子和国会议员将推出新系列的对话会。政府即将有一番汇集社会各界观点,广纳民意的行动,那么,即将开展的全国对话是2012年“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的2.0版,还是加强版?无论如何,对话必须是多领域、多层次,才能达到深入民间的目的。

哈莉玛总统最近到位于碧山的安纳达回教堂,参观设在回教堂内的和谐中心(Harmony Centre)后说,新加坡应该继续促进各信仰间的交流,甚至可以考虑举办高层次的跨信仰对话会。总统的意见似乎意味着新加坡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有不足之处。

新加坡原本就不缺乏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机制,如新加坡宗教联谊会(Inter-Religious Organisation, IRO),不同宗教的代表轮流担任理事会主席。我们也经常在一些跨种族跨宗教的祈福仪式上,看到10大宗教的代表出现在同一平台上,这在新加坡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大多数多元的国家则不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IRO是政府的精心安排。

其实,IRO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的“新加坡与新山的跨宗教组织”(Inter-Religious Organisation of Singapore and Johore Bahru),得到当时的英国东南亚总督麦唐纳爵士(Sir Malcolm MacDonald)的支持和推动,1961年在新加坡重新命名,去掉了新山的名字。自此之后,这个纯粹是新加坡的组织一直在静悄悄地扮演它的角色,直到九一一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近20年来,它的角色更形重要。在今日国际上种族和宗教仇杀层出不穷的新时代里,IRO在促进宗教间的对话上,可有更大的作为。

印度尼西亚最近接二连三发生恐怖袭击,由三个回教家庭大人带小孩的恐袭模式,提高了本区域国家的警戒心。相信本地回教社群或是非回教社群,都想对这类事件的真相有进一步的了解,这应该是跨宗教对话的一个课题。任何突发重大宗教事件通过对话,及时解疑释惑,能防范不同宗教和不同种族之间的猜忌和误会。

贸工部长陈振声在新传媒电视8频道的访谈节目中指出,“政府面对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向人民阐述我国的挑战,并展开深入讨论,让全民齐心克服难关。”在新时代,政府要跟人民对话是一种必要,要与民“推心置腹”则是一种艺术,全国对话起码要做到具体而微,宏观而远。

除了民生和国内课题之外,国外形势的发展真相,政府必然掌握了更多的具体情况,值得与民间分享的可借助全国对话的平台,以免民间根据片面的资讯,或夸大或虚假的新闻以讹传讹。如过去几年所谓的中国就将在泰国南部开凿“克拉运河”,无论传闻存有多大的破绽,还是有部分新加坡人信以为真,到现在还时不时听到人们的谈论。

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大策略,到海外大事参与铁路、海港等设施的发展,如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和马六甲的皇京港计划,都被渲染成冲着新加坡而来,更多人也跟着担心起来。

李显龙总理(继承一贯传统)每年都会借总统府新春团拜招待会向社区领袖、民间组织代表、文化界、媒体等发表一些不作报道的敏感谈话,释放一些“外面”听不到的信息,尤其对邻国最新的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分析,政府可以对“自己人”讲一些心腹话。全国对话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更广泛地与民分享政府对国内外课题的宏观看法,有赖于政府对尺寸的拿捏。

从政府近日的关注点来看,贫富差距、社会分化是民生课题的重中之重,政府的对话对象就要深入民间底层,政府也难免面对诸如为何要在未来几年内提高消费税(尤其是当马来西亚新政府已经把消费税化为零的时候)、部长的高薪(尤其是当马国新内阁宣布集体减薪)等尖锐问题。

尽管这些课题的背后逻辑和合理性,曾经在国会中进行过详尽的辩论,但是当这些争议性课题的讨论落实到草根层面,政府也许会发现到,底层的认知跟政府的认知有很大的落差。

在具体解释时,人们很自然地把我们的情况跟邻国作比较,而政府在回应时难免会有些不方便在“外头”说的话,全国对话便可以提供适当的平台。

恐怖主义、民粹主义、人口问题,当中涉及不少敏感领域,都是新一轮全国对话躲不开的课题。政治领袖要为民间把脉,民间也想听听新一代领袖的新思维、新看法,而我们是假设新一代领袖都有一番新的精神面貌,有开启新风气的决心。

新一代领袖如何用人民的语言跟民间沟通,这是一向谨言慎行的执政党部长和议员应该加强之处。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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