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竹:民主的竞技

越来越多国家走向自由开放的实质民主是好事,这过程还让人看到,其实民主国家之间隐隐出现某种竞技:

经济成就、法制独立、三权分立、言论自由,还有社会软件硬件的建设。

马来西亚大选结果让很多人出乎意料,包括马国反对派在投票当晚也没有十足把握能胜出。感到意外的主要原因是很多人根据过去大选经验,相信国阵政府会不择手段操纵投票箱和国会议席当选者,让自己胜出,扭曲民主选举的结果。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届大选在马国史上堪称经典,足以提供史学家大量的研究题目。

马国大选结束国阵61年的执政,国际关注焦点之一其实是个老问题,就是长期执政的民主政治如何可能持续?以及如何可能被终结?本文无意回答这两个问题,只想点出一个现象。

1979年朴正熙遇刺,全斗焕隔年掌控军政大权后却引进直接选举制度,甚至导致自己1988年不得不交出总统大位,接任者卢泰愚在一波波的抗议示威中通过公投修宪,才正式终结军政独裁统治。菲律宾的马可斯在1986年倒台,科拉桑以后的总统却始终无法建立稳固的宪政民主制度,至今政治依旧笼罩在暗杀、贿选乌云中。印度尼西亚苏哈多1998年被逼宫下野,所幸政治没有混沌太久,尤多约诺在2004年上台后已经相对稳定,佐科2014年顺利接任后更是励精图治,坚定世俗化和反恐政策,经济上每年都以百分之五左右的速度成长,佐科甚至发下豪语要结束数百万印尼人民赴外国打工的困境。2000年百年老店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被终结,此后台湾进入两大党势均力敌的形势,然而统独意识形态长期被利用于政治斗争,民主政治的制衡作用被扭曲成掣肘。

战后的东亚国家在历经结束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强人专制和独裁政治后,30年来出现一些被外界视为“变天”的案例,当中有顺利转型、重新出发开创辉煌的,也有在突破强人管控的秩序后混沌紊乱,社会长期找不到共识与方向的。

过去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学者总爱拿不成功的案例来说明强权秩序对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之必要,甚至视民主发展的健全化为假象、毒草,然而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没有因果关系,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关键是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发挥其制衡作用的同时,必须慎防被扭曲成相互掣肘的恶果,而这是民主国家人民必须自我惕励与自我警醒的,很多案例告诉我们,其中一个改善标志是让法律与制度健全化,与对法制的尊重。

许多腐败现象在被民主制度和平推翻更替后浮出水面,让人看到强权政治并没有表面呈现那么稳定靠谱——最经典画面莫过于马可斯夫人伊美黛3000双鞋子的故事——反倒因缺乏可靠的制衡机制,腐败机会得以深化扎根,反过来扭曲制度。而在公开选举中发生的巨大政治改变,恰恰证明实质民主制度的靠谱。

越来越多国家的政治体制走向自由开放的实质民主是好事,这过程还让人看到,其实民主国家之间隐隐出现某种竞技。竞技的是什么?经济成就、法制独立、三权分立、言论自由,还有社会软件硬件的建设。

民主作为不依赖武力维系,致力让国家机器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政治制度,有其先天弱点,最明显就是在政党和政治人物的竞争和权力维系过程中,把体制拉下水,或让体制成为箭靶。长此以往则导致体制陷入疲乏以致失灵。这些行为轻则扭曲公务员对民主体制的认知与奉献精神(理论上是奉献国家和体制,最后却发现是为政党乃至少数人尽忠),重则窒碍国家与政府行政的前进与改革动力。

基于这些弱点,民主国家人民在追求改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选票带来的后果与快感,也不可让自己陷入政党和政客塑造的意识形态窠臼,而应从关系自己的大处、长远处去看待政治,而不是眼前收到多少贿选金和支票。

政策在长远来说是否对自己有利,选民必须分析判断,也就需要充分听取专业意见和讨论,因此社会的言论开放空间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检验标准,只有在正反多元意见纷陈的条件下,具备一定教育与知识水平的人民,才能支持或修正自己认可的政策。言论开放空间也是避免弊端潜伏滋生的最有效途径。

民主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格素养,它的基本价值是多元包容,在这体制内人们的精神和肉体得以自由,尊严得以维护,在法律之外则免于恐惧。但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大量具备成熟民主素养的公民,足以抗衡威权的一元化与压迫,东欧人在共产主义铁蹄下仅一代人就兵不血刃恢复民主制度,关键就在于民主素养(与宗教精神)。

因此民主制度需要大量民众主动教育自己关于民主的理念,让民主素养成为精神与文化坚定的一部分,持续关心、投入社会与政治活动,让信念融入社会文化。新科技发展迅速的时代,信仰威权的统治者可轻易利用科技与经济实力巩固自身,威胁人民,让腐败蔓延。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对民主没有体认,甚至否定民主,则威权独裁的鬼魅一旦降临,必定不知如何反抗,甚至会委身相迎,将自由的灵魂双手奉上。

近10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并没有为那些国家带来累累硕果,但个别国家有个别原因,国际上一些分析将之归咎于“美国干涉都不得好下场”之类,却不提个别国家内部长期蓄积的人为与制度因素,乃至传统文化的沉渣,仿佛一个国家的好与坏、成与败都操之在白宫。

民主变革的成败最终掌握在一个国家人民手中,如果政治的主要参与者(政党领袖、舆论领袖、活跃的社会精英等)能在行动与言论上多表现理性与大器,为公益而非过多的私利,不让制衡变成掣肘,长期不但能移风易俗,更有助于深化民主政治的土壤,国家前进的轮子也不至于飞脱,导致车毁人亡。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tanet@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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