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室内外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自己获得平等对待，这份尊严往往就能化作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形成更可贵的凝聚力。
今年3月，《联合早报》交流站收到一名读者的来信，说是他妻子去年底在家中不慎跌倒后从此瘫痪，终日要躺在床上，靠仪器维持生命，在家中接受慈怀护理。这名读者尝试去信公积金局，想要把妻子的公积金储蓄领取出来一部分，却因为程序问题，妻子户头被冻结了，原因是当局要避免会员在失去心智的情况下，储蓄被人诈领。
多年来与妻子相濡以沫，在她生命最后的岁月也寸步不离，这名读者表示，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不是应急的钱取不出来，而是被人当贼，感觉蒙受不白之冤，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和家人的人格被侮辱”。
来信见报后，当局为了灵活处理，曾让他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不会将妻子的存款用于其他用途，但他认为这是当局对他的质疑而拒绝签署。后来保证书内容做了修改，他才愿意妥协。
从公共政策的执行上来说，这或许是孤立事件，毕竟制度是为了要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行之有效，像这名读者的问题作特殊处理，也是情有可原。
不过，这个孤例也存在一定的普遍性，是纸面上的公共政策无法照顾到的，那就是个人的尊严问题。
每个人都有尊严，看不见、摸不着，不能以谁的自尊心更强，谁就应该多获得关照，更不能以“资源有限、必须谨慎分配以确保可持续性”的思维方式来干预，因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问题，跟政策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但也正因为不能够量化和面面俱到，在讨论如何应对社会分化和不平等时，就更不能漠视政策是否在不经意间造成了对尊严的伤害。
教育部长王乙康在国会参与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指出应对社会不平等是政府的眼下要务。他说有人建议取消中学分流，以消除人们对普通源流学生的偏见，但制度本身没有错，有些学生的确希望在步伐较慢的普通源流，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错的是人们的偏见。普通源流学生被视为“低人一等”，不是因为分流本身，而是分流所产生的社会观感。
几名议员都不约而同谈到这个问题。白沙—榜鹅集选区议员孙雪玲说，她在接见选民时，一个居民告诉他，自己申请某个准证时，因为不谙英语，而被不会用华语沟通的柜台办公人员“晾”在一边，甚至被请出去，后来解释清楚了才发现是误会一场。
孙雪玲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某一句话、某一个肢体语言，都有可能对别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可能让他感受到尊严，也有可能让他感觉这个社会不公平。”
官委议员郭晓韵也提出，给予中等或中高等收入家庭的尊严，也应该给予低收入家庭，不平等不仅表现在收入差距，而是深植于各种政策的权利差距。比如政策不承认单亲妈妈是核心家庭，她们就被“冻结”在现有机制之外，没有选择的权利，得靠着更有权力的人，如议员去替她们申诉。如果能“解冻”这些政策，就能让每个人得以自食其力。
实际上，适当地简化资助政策的申请过程，也可以维护尊严。比如，供60岁以上年长者申请的乐龄助行基金，要求申请者接受需求评估才能获得津贴，说得不好听，能走路的谁愿意坐轮椅？不食嗟来之食自古有之，如果要忍气吞声才能争取到津贴，难免会让人觉得尊严受损。
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员谢健平也提到，基于“裸薪”准则而对学校教职员收取停车费，似乎意指老师过去这些年，都享有“隐藏的优惠”，是可笑且侮辱老师的做法。尊严的伤害在这里虽不至于造成老师地位变得不平等，但却可能产生深远影响，让人以为锱铢必较是值得鼓励的社会风气。
来到国家发展趋于成熟的阶段，个人或许无法直接参与大方向、大政策的讨论，但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自己获得平等对待，这份尊严往往就能化作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形成更可贵的凝聚力。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 yangmeng@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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