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很重视教育，视其为促进社会平等和脱离贫困的方法。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资，是为了确保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做好上小学的充分准备。我认为，这些儿童的父母会乐意得到更多的支持。然而，作为社会学家，我有自己的顾虑。
如果不对目前深植于制度中的其他关键原则做重大调整，仅仅关注学前教育，可能会加剧“教育军备竞赛”。它可能会令早期教育的竞争更加激烈，但最后无法在改变不平等的机会和结果方面起多少作用。因此，它可能没有真正消除许多读者的担忧，自今年1月就与我联系的他们，认为教育制度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促进整个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手段。
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首先，学校日益要求孩童在更小的年龄掌握阅读和写作技巧，现有教育制度对孩童的早期发育给予了狭隘的定义。由于高收入的父母在这些方面拥有更多的资源，让他们的孩子做好接受正规教育的准备，因此，孩子并不处于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人们很容易认为，解决办法是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能更早地学会读书和写字。
但这确实能让学校培养所有学生的潜能吗？在某些年龄做某些事情的差异性表现，并不能准确地预测将来的能力。长期而言，孩子成长过程的自然差异，可能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孩子准备好之前就强迫他们走路，以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会因此成为更优秀的步行者是荒谬的。事实上，在芬兰这样的地方，它们的教育制度并不要求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学会阅读与写作，而这并没有影响长期的教育成果。
给予孩子成长和发展的时间，而不是试图迫使所有的孩子，在越来越幼小的年龄完成一系列范围有限的任务，将能更好地反映幼儿发展的实际情况。当孩子无法完成受到认可和能获得奖励的任务时，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变得士气低落，这严重妨碍了他们的长期学习。
不切实际的期望所带来的压力也影响到教师。有效的教学需要时间。时间的压力迫使教师只能依赖没有受过训练，对教学法的发展一无所知的家长，与孩子一起或为他们完成功课。这助长了阶级不平等的现象，并浪费了我们对教师的社会投资。
例如，为了帮助我念小四的孩子学数学，我丈夫看了一段YouTube的教学录像，因为他几十年前学到的问题解决方法，已不被学校所接受了。引进更好的新方法是可取的，但家长在这方面无能为力。如果已经花费了资源来训练教师掌握新的方法，就让教师去教吧。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时间。
考试：喧宾夺主
考试被描述为喧宾夺主。当一锤定音的考试被安排在教育的特定和早期阶段进行时，学校的工作就不可避免地注重在为这些考试做准备。
然而，考试的教学价值毕竟有限，特别是当学生看不到批改后的试卷，而无法从中学习的时候。如果主要目的是为了筛选，而不是为了教学，考试是不可或缺的：它对学生进行区分，并按等级排列，根据一个量表来为他们的表现评分。
分流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孩子在经过鉴定后，被分成不同的班级以学习不同的东西，在制度内的不同轨道发展。这大概在小三就开始了，而小六的小学离校考试（PSLE）是一个主要的三岔路口。
从原则上看，提供多种学习途径有其好处。但是，如果孩子具有需要时间来培养的各种才能，过早地对他们进行鉴定，就会有错误鉴别、能力与等级错配和最终失去潜能的风险。此外，只要很难重头再来或改换跑道，以及不同的学习路径会对工作、收入、生活保障和满足各种需要的能力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家长将会继续感到焦虑。如果各种才能得不到公正的评定，就无所谓真正的选择。
把新加坡家长描绘成怕输（kiasu）一群的漫画，忽略了重要一点：只要被分流到较差的班级会有严重的后果，家长就会设法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高风险的考试和分流制度使家长别无选择，只能设法让他们的孩子跟上进度，尽管这令他们在时间、亲子关系的质量以及家庭的财政资源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对学前教育的投资只会加剧竞争。
我们不能把教育与高收入和贫富悬殊分开来谈。我们的共同焦虑来自于住房、医疗和退休保障的成本上升和不稳定性。我们的行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们以现实的态度看待所处的社会。
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社会，在上与下的两个方向都会有流动性。在那些稍微向下流动，就会对各种需要的满足和个人福祉带来严重影响的社会中，向下流动对家长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如果我们希望家长能减轻考试和补习方面的压力，真正让他们的孩子按照“长处”和不同的才能各得其所，就必须注意在来到求学生涯的尽头时，他们的各种需要能得到满足。人生过程中充满着不平等，仅仅关注学前教育并不能解决问题。
在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进行投资的同时，还必须对教育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孩子不必尽早掌握狭隘的技能，不再坚持对孩子进行区分和按等级排列，以及不再对能力各异的人进行不公正的评定。
就像哈莉玛总统在她的总统演说中所指出的，我们不应只做“小幅调整”，而是要“大胆改革”。新加坡人在这方面已做好准备了。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副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本文于5月9日以英文发表在亚洲新闻台网站，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