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新加坡人“厌倦”了?

漫步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近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说:“我想新加坡人民就像马来西亚人民一样,一定也厌倦了独立以来,面对同样的政府,同样的政党。”曾经在位22年,却把马来西亚落后于新加坡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马哈迪,每次说到新加坡,总无法掩饰他的心理芥蒂。

新加坡的成功反证他那一套马来人权益至上的治国理想的失败,纳吉政权的腐败,根本原因可以上溯到马哈迪时代金权政治的体制化。当“国家元老精英委员会”成员企业家郭鹤年在马国大选后不久回到吉隆坡,一见到马哈迪时激动地说“你拯救了国家!”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郭鹤年说的是心底话。

马哈迪给新加坡人的“启示”,不少人从网上看到觉得很不爽。但是,平心而论,他那几句有点不安好心的话,对新加坡还的确是有点启示作用。新加坡也确实存在部分人,对人民行动党的长久执政生出厌倦之心,希望看到新加坡出现另一个政党起来“做做看”。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厌倦”的新加坡式的长治久安和高效率,即使换了政府也一切照常。

也有些人希望换了政府,新加坡可以出现新的气象,譬如,新加坡人可以随意上街示威了。而另一些人希望换政府则不是出于厌倦,而是厌恶,他们认为现在的政府“独裁”“专制”,应该被轮替掉。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许多各怀心事的人,从马来西亚的政党轮替看到新加坡的未来“希望”。

到底有多少国人对新加坡现状感到“厌倦”,我们还未有一个“厌倦指数”可考,但一项受到普遍关注的快乐指数,也许可提供另一个角度的解读。

根据《联合早报》昨天的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最新公布的调查发现,比起2006年和2011年,2016年受访的公众,在快乐、享受生活和成就感指数三方面都下降。以快乐指数为例,2006年为72.5,2011年和2016年分别是69和53。共有6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非常快乐”或“颇为快乐”,11%觉得“不太快乐”或“非常不快乐”,其余则不觉得快乐或不快乐。

快乐指数每隔五年便有所下降,但觉得自己活得不太快乐的新加坡人毕竟还是少数(11%)。调查年度跨越2006年、2011年到2016年的这一个10年期间,也正是政府最着力关注贫富差距、移民问题,加上2011年之后地铁服务素质恶化的10年,民生和社会课题主导了公众的议题。2016年国人对生活“最满意的五件事”和“最不满意的五件事”排名,也相当准确地反映了新加坡眼下的现实。

国人最满意的五件事:国家安全和治安、可获得的公共服务、执法素质、教育素质、公共交通便利的程度。恐怖主义是过去十多年的国际和国内关注的议题,政治领导人多次重复提醒国人,恐怖袭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这期间政府也有更多促进种族和宗教和谐的举动,防范恐怖主义一旦发生后对社会的冲击。

新加坡一次又一次平安地渡过恐袭的危机,人们对“国家安全和治安”的满意,显示政府这方面的努力得到人们的赏识。公共交通的不断改善,是人们可以亲身感受到的生活大件事,国人的“满意”对有关当局是一种鼓励。

至于国人最不满意的五件事:车价是否负担得起、房价是否负担得起、生活费、本地人和外国人的比例、医疗服务是否负担得起。其中,车价的问题牵涉到国人对生活素质所付出的代价。驾车者既要拥车成本“负担得起”,又要公路不会出现车辆拥挤,这个“鱼与熊掌”是新加坡在70年代末便开始思考的问题。总有一些人因养不起车而觉得生活欠缺乐趣,如何管控和平衡人们在这方面的欲求不满情绪,是每一代领导人的重要政治议程。

在住的方面,组屋政策解决了国人的基本需求,却提高了人们提升生活素质的欲望。从宏观角度来看,世上大多数城市,汽车相对负担得起,但交通拥挤: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公园或是天桥下的情形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从全球排名来说,新加坡在今年3月公布的《2018年世界快乐报告》中排名第34,与去年相比下滑八个名次。这项报告首次针对“居住在国家内但在外国出生的人”进行调查,结果在外地出生但住在新加坡的人排名第21,比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更为快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方案联盟自2012年以来所发布的世界快乐报告,由受访者评估本身的幸福感(well-being)。

所谓的“快乐指数”和“幸福感”反映的是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和期望,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也是相对的。如在印度孟买这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贫穷人家里只要有一间符合卫生条件的厕所,便能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今天新加坡人的幸福感来自多层次,他们既要政府能不断满足国人的物质欲望和现代城市的精神生活,又要能够随时上街示威,能在平面媒体上任意批评时政;国人每五年把同一政党选上台,有些人也会不快乐……现代城市人的幸福感的复杂化,导致整体快乐指数的下降。

马哈迪说新加坡人厌倦了,但他忘了部分新加坡人所“厌倦”的新加坡,正是不少国家拼命追求的快乐和幸福目标。就如现在的马来西亚执政联盟,要追求的廉洁、进步,作为最熟悉和亲密的邻国,新加坡可以为他们提供启示。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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