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预习衰老

黑白之间

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彼此之间就有在医疗上互相帮助的义务,透过制度使得健康的人能够帮助不健康的人。

传统华人社会讲究孝道,子女照顾父母这件事,社会总忙不迭地帮你贴上“奉献牺牲”的标签。台湾前文化部长、知名作家龙应台接受《联合早报》专访,说起自己返屏东照顾高龄93岁、患有失智症的母亲时却说,照顾母亲,“跟什么孝顺没有关系,这就是该做的事”。

当台湾作家张曼娟为照料年迈的父亲心力交瘁时,她也在个人面簿页面上连载文章,抒发感受。她说:“你要照顾的老父母并不是理想中的父母亲,他可能是你成长过程或人生中带给你伤害、挫折与无力感的那个人。你想着没有关系,有一天我长大了就可以脱离这一切,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但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父亲或母亲倒下去了,需要你的照顾,你就必须要再回到他的身边。”

最近,似乎有越来越多像龙应台与张曼娟的这样一批作家,开始步入中年,并一肩挑起照顾高龄父母的重任,再一边书写她们的经验。台湾文坛期盼这会带来又一波关于“生命学”的作品,给读者新的感动,让大家在这些字里行间,多少能体悟到新一代子女对责任意识与家庭观的重新诠释。

尤其在亚洲,当老龄化社会倒逼代际之间必须紧密合作时,这一类话题更迫切需要讨论。例如,在养老问题的本质上,所谓子女“该做的事”与“必须做的事”这样的论述,意味的是不是一种已不止于回报恩情的新代际关系?针对这些问题,应该有更深一层的探讨。

像龙应台在访问中就告诉记者,她的新书《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就是要给两代人看的:告诉年轻一代往前冲是理所当然,但要带着一种自觉,即跟你生命平行的父母,当你走向太阳时,他们其实是走向夕阳,这两条路是同行的;同时也提醒做父母的,不可能要下一代为你而活,孩子一定是“望着他升起的太阳走去”。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隔代间在解决养育与照料问题上的矛盾与取舍、冲突与牺牲,没有标准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平衡。

我也开始觉得,在讨论与社会老龄化相关的课题时,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孝道的新伦理觉悟。尤其当照顾父母只是自家的事,而非社会的事这种观念越来越不可持续的时候,这时大家是不是应更理性地看待有关养老的各项家庭与社会决策机制?面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全新社会格局,新加坡子女对“照顾老人”有什么想象?对于自己的衰老,又是何种心情?

最近上电台谈政府将在2020年推出的终身护保(Care Shield Life)计划。这是一项覆盖面更广的重度残障保险,年满30岁国人强制加入,因此节目策划与主持人在和我讨论内容时,更多是要我跳脱记者的身份,从年轻人的角度分享看法。

然而,也是透过这次的节目,让我认识到,每每谈及年长者的社会安全保障,许多人对于年轻人的立场,总会有一些预设和偏见;而也往往是这种偏见,会无意间挑起世代之间的误解。

例如,主持人问“30岁还这么年轻,会不会觉得要你想象有一天可能重度残障,太早也太残忍?”“要你强制加入计划,会不会反感,或觉得不公平?”等问题,某种程度假设的是:年轻人在风华正茂的时候,无法想象衰老,并且也假设有年轻人可能会拒绝承担抚养上一代的责任,至少从宏观社会层面上看,会觉得这是过重的负担。

但我的观察却恰恰相反。现今社会充斥着“迈向老龄化”的论述,在如此氛围成长的青壮一代,在看着父母渐渐老去时,也正在预习着自己的衰老。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减低社会医疗负担是大家共同的责任,甚至认为各种代际社会转移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应进一步提高。

就以终身护保或任何全民健保政策为例,其正当性就来自于,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彼此之间就有在医疗上互相帮助的义务,透过制度使得健康的人能够帮助不健康的人。30岁就强制加入终身护保,从风险分担的角度来看,对年轻人来说很大可能性是不平等的,但却不一定是不公平。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新加坡人的健康寿命最长,76.2岁,排在世界第一,但国人人生最后七八年,却可能过着身体不健康的生活。近来,越来越多人谈及“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这一概念。本地学者就指出,我国在1965年至2000年间迎来的第一波“人口红利”已逐渐减退。这意味着到了2080年,我国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须供养91名年长者,到了206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可能因此被拉低1.5个百分点。

而一旦进入“人口负债期”,也还会有伴随各种政府决策的政治后果要承担。在帮助各世代的新加坡人了解新的社会契约方面,我们目前做得远远不够,在讨论时也必须跨越一贯“同心协力”“团结一致”等过于简单的表述。预习衰老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功课,也应该是整个社会一起去做的事。

(作者是新闻中心特稿组执行级记者 ngwaimu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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