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松,王家乐:特金会:拉惹勒南与新加坡的角色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10日宣布,他选择在新加坡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史无前例的峰会时,这清楚地证明了在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中,由已故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所阐明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尽管幅员小,仍能在国际关系上发挥积极的影响。平壤与华盛顿这次给予新加坡明显的厚爱,促使人们思考新加坡是如何建立起主办首脑外交的信誉。

拉惹勒南的三个国家类别

在伦敦的学生时代,拉惹勒南观察了法西斯主义者和民主势力利用权力展开致命的操纵,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此同时,从极左到极右,对立的政治理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也令他在思想上受到强烈的冲击。

很快的,这位崭露头角的国家主义者开始关注第三个问题,即脱离了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及其保护伞,独立后的新加坡前景,以及这个新的共和国接下来在面对本区域的新生国家和大国时,所应采取的立场。

当时任总理李光耀委任拉惹勒南为外交部长时,制定合适的外交政策就变得更为迫切了。拉惹勒南认为,理论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新加坡在外交政策上,必须另辟蹊径。

用拉惹勒南自己的话来说,他认为应对“言辞与原则上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上的外交政策”加以区分,前者所传达的公开意图往往被伪装成崇高的道德和抱负,但“在严酷现实的世界中,(国家)可能被迫做一些与其宣称的原则不太一致的事情”。

因此,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中,必须密切注意这两种外交政策之间的差异,因为发表声明大派定心丸的策略,可能会使人产生虚假的安全感。拉惹勒南就是以此为根据,拟定了新加坡可能面对的三类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在言行之间

第一类国家采取了言行一致的理想外交政策。这类国家包括与新加坡关系密切的朋友和盟友,它们拥有一致的基本目标与国家利益,尽管双边不时会发生一些轻微的“摩擦”。

第二类国家在行为上对新加坡展示了正常化和友好的关系,但其官方言论却反映了一种具有敌意的意识形态教条。“在这方面,不管友好关系是多么不确定和多么谨慎,总是希望假以时日,凭着双方的良好判断,它能发展为属于第一类别的友谊。”

第三类是极端敌对的国家,即针对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在言辞与行为上始终抱有敌意,因此是无法和解的敌人。拉惹勒南在1965年指出,迄今没有一个国家属于这一类别。50年过去了,冷战也结束之后,新加坡似乎很少需要应付噩梦般的第三类国家。

新加坡的伙伴在外交政策上,不时在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摇摆不定。拉惹勒南一直劝告要保持耐心,坚守向各方伸出友谊之手的原则。这也是理性的体现,因为敌对状态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公正的理性

6月12日的特金会,作为东道主的新加坡在一片激动人心的气氛中,展现了标志性的外交耐心与理智。

鉴于新加坡自1836年就与美国建立了长期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曾经被斥责为“流氓国家”举行会议,新加坡官员对于他的大胆外交赌博给予了持续且有建设性的赞许。

华盛顿自冷战以来也做出了巧妙的回应,它在形容与新加坡的友好关系时,避免使用“主要非北约盟国”的说法,尽管两国在1990年代曾因人权问题而发生严重的摩擦。

同样,新加坡的理性外交是表现在言行一致的外交政策上,以结交最多朋友,尽量减少敌人。这使得新加坡在1975年与朝鲜建交以来,从未对它加以评判,一直是它的贸易伙伴。

在韩国的统一问题上,新加坡大致采取了“等距离做法”(equidistant approach),很少以强硬的口吻谴责平壤的行为。对于朝鲜企图采购具有军事潜力的货物,新加坡也实施了联合国授权的制裁行动。

事实上,与其他几个亚细安国家一样,新加坡也参与了去年针对朝鲜的国际经济制裁行动,但这并未对长期关系造成明显的冲击。总的来说,新加坡从未断绝与平壤的关系,也没有制裁朝鲜官员。这些年来,平壤在新加坡一直保留着一个正式的大使馆。

外交经验峰会招待和良好治安

从1971年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到习近平与马英九在2015年的会晤,新加坡突出地表现了主办重要外交活动的丰富经验。除了享有世界级款待服务的美誉外,新加坡受到青睐,得以主办特金会,它对外交活动的恐怖主义和威胁采取零容忍的立场是关键因素。

此外,这也可以从新加坡自2002年以来,每年主办香格里拉对话,至今虽已有17次,但从未发生任何破坏会议程序的安全事故看出。由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是一个属于“第一轨道”(Track One)的政府间亚洲安全论坛,出席者是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国防部长、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他们在新加坡可以放心地把个人安全交给这个城市国家的执法机构,然后舒适自在地彼此自由交流。

峰会的保安森严,相关报道令人眼花缭乱,在这之中,拉惹勒南的理念仍然是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标志。因此,新加坡外交的观察人士宣称“新加坡公司”(Singapore Inc.)值得信赖和立场中立是一回事,但是,真正要召开一次峰会,为两个视彼此为最大敌人的核武器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最佳的先决条件,让他们能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则是另一回事。

为峰会参与者提供茶水和咖啡,新加坡的中立名声在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的谦虚表述中显露无疑。然而,包括其他后勤在内,这次的峰会花费了将近2000万元。但人们不应吝惜这笔支出,尤其是拉惹勒南的思想实际上已为新加坡定下了长期的目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能持续为新加坡经济和整个亚太区带来长期利益的区域和平。

作者张嘉松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多边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作者王家乐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执行副主席办公室研究员。原载研究院电子刊物《RSIS评论》。黄金顺译。

从1971年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到习近平与马英九在2015年的会晤,新加坡突出地表现了主办重要外交活动的丰富经验。除了享有世界级款待服务的美誉外,新加坡受到青睐,得以主办特金会,它对外交活动的恐怖主义和威胁采取零容忍的立场是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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