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中国政府和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给美国企业造成损失为由，宣布根据美国通商法301条，以中国产品为对象，对最多相当于6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此前，美国政府决定根据通商扩大法232条，采取限制钢铁和铝材的进口措施。
为了解决这样的事态，中美双边进行频繁的贸易磋商。据报道，6月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贸易磋商中，中方以每年增加进口美国700亿美元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为条件，要求美方撤回加征的关税。（编按：美中已先后宣布要对对方总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美国甚至加码，警告将对中国额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关税。）但是，贸易摩擦的背景是，美国对急速发展的中国高科技产业持有危机意识和警戒心，因此事态发展能否提早减缓，尚不能下定论。
关于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很明确、一贯地以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立场，批评美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一点。
确实，从特朗普以及其智囊团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就连最基本的经济学的见解都视而不见的态度，尤为惹眼。比如，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智囊的彼得·纳瓦罗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主张，中方对美方的贸易顺差，是由于国家主导的无视投资和知识产权的“虚假的比较优势”所致。但是，其主张所缺乏的是，一个国家的经常收支，要通过该国的储蓄和投资之差来恒定这个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迄今为止，美国以主张自由贸易主义优越性的主流经济学为“武器”，要求各国推行自由贸易，但现在的所作所为，明目张胆地违背其自身的逻辑，实乃遗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
特朗普政府采取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政策，让我们想起普林斯顿大学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在其著作《全球化的悖论》的主张。在该书中，罗德里克教授主张，全球化、国家主权、民主主义这三个目标，是不能同时实现的三元悖论关系。这里所说的民主主义，与其说是议会制民主主义，更接近是指所得分配的平等，即意味着经济上的民主主义。就中美而言，三个目标中，首先很难考虑放弃国家主权这个选项。这样就剩下全球化和所得分配平等这两个选项，即两难推理。
从两难推理的角度来考虑，可以理解特朗普政府采取保护主义的动机。即到奥巴马政府为止的美国，毋庸置疑是全球化的推进者。其结果是国内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和资产分配不均的现象。对此抱有不满的选民，没有选择继承奥巴马路线的希拉莉，而是选择了特朗普。
中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两难推理。巴黎大学的托马斯·皮凯蒂教授的团队在2017年发表的NBER（全国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论文中，将上层0.5%的纳税额数据和家庭调查所得数据合在一起，对1978年到2015年的中国所得和积累，以及其分配状况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总资本积累和国民收入比重，1978年为350%，到了2015年增加到约为700%。这样的变化，犹如皮凯蒂教授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在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中，很多发达国家都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中国的总资本积累对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远远高出其他发达国家。
据凯蒂教授的分析，在快速的资本积累的背景下，中国资产积累和国民收入的差距在1990年代迅速扩大，从和北欧相同的平等的水准，超越了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准。具体来说，就是上层10%的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由27%（1978年）上升到41%（2015年），而下层50%的国民收入比率则由27%降到15%。
这标志着，作为现代全球化的受益者，取代美国挥舞推进全球化大旗的中国，在伴随全球化的发展下，贫富差距再继续扩大的话，意味着不久可能会招来民众的反抗，使社会陷入不稳定局面。
在这个层面上考虑，现在中国政府的亲自由贸易、亲全球化的态度，从长远来看，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确实，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持久下去，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也应该发出尽早解决该事态的声音。同时，如罗德里克教授所指出那样，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必须明确认识到当今发展中的经济全球化本身，也蕴含着根本的矛盾。
（作者是神户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