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李唯君:鼓励顾家的爸爸

父亲在宗教信仰中所体现出的意志和品德,都为年幼孩子树立了正面形象;宗教信仰也可能让父亲更乐于参与孩子的生活。

更多女性参与劳动力往往被视为“性别革命的第一阶段”,家庭人口学家Fran Goldsheirder将男性主动参与育儿和家务的现象称为“性别革命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不同,第二阶段的性别革命在家庭中不断蔓延。自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和北欧国家的男性主动参与育儿和家务的时间逐步上升,其中陪伴孩子娱乐、培育,以及照料孩子的时间均有所增长。在性别革命第一阶段的六七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加入劳动市场的女性生育较少孩子。但是到了1990年代, 社会学家Rindfuss和Brewster发现,随着社会性别规范的变化,这种现象也发生了转变,学历收入双高的女性和具有性别平等态度的男性,反而成为更有吸引力的结婚人选。

从男性本身的利益而言,会照顾子女的父亲较不可能离婚,而且顾家的父亲性生活更美满,对婚姻也更满意。在亚洲,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规范转变较为缓慢,尽管许多社会还没有发现,双高的女性生育率较高,但日韩两国已有研究证实,主动参与家务和育儿的父亲,更能提高孕育二胎的可能性,也有助于婚姻幸福指数的提升。

许多长期追踪调查研究的结果都发现,当父亲投入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大于或等于母亲的投入时,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较好,问题行为更少,容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性。此外,父亲给孩子提供的温暖和亲密的父子关系,与孩子的生活质量成正比。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父亲花在督导孩子的时间——尤其是与孩子一起吃饭和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同孩子青春期后期吸烟较少有着密切关系。

为了更了解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我采用长达半世纪之久的美国国民收支动态追踪调查研究(PSID)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父亲的形象对幼儿有着深远影响,尤其是孩子在成年早期的成就。其中父亲工资较高的子女,儿子有可能完成更高的学业,女儿则较不可能未婚先孕。此外,父亲的教育程度也与儿子在成年早期的薪资有关联。

父亲对孩子安全的重视和理财储蓄规划,都与孩子在成年早期接受的教育程度以及薪资紧密关联。例如,开车时确保幼儿系安全带、持有汽车保险、定期储蓄,这些都益于子女在早期成年时拥有高学历和高薪资。这种长期影响对儿子比对女儿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减少儿子冒险行为方面,父亲的作用更强。

此外,父亲参加宗教活动更有益于孩子完成学业。这可能是因为父亲在宗教信仰中所体现出的意志和品德,都为年幼孩子树立了正面形象;宗教信仰也可能让父亲更乐于参与孩子的生活。如果父亲在应对生活挑战时持开放心态,其女儿在成年早期未婚先孕的概率会很低。

以往的文献均显示,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决定其对养育孩子的投入,受教育程度越高,陪伴孩子、分担家务、服务社区的时间就越多。通常高学历者会结为夫妇,促使家庭经济实力更雄厚。这些因素导致儿童成长的差异,也可能加剧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层。在许多国家,父亲投入孩子教育的多少也因种族而不同。因此,社会可以通过鼓励不同阶层和种族的男性积极参与家庭活动,以避免不平等现象遗传下一代。

如今许多国家都通过实施各种亲家庭政策,例如陪产假,来帮助父亲平衡工作和家庭。陪产假最先始于欧洲。如今,三分之二的经合组织国家已经施行。东亚国家近年来也开始推行,来改善工作环境和转变社会上对性别分工的理念。

各国对陪产假时长和薪资补贴略有不同。一些国家提供长达一个月的陪产假和几乎全薪的资金补贴;另一些国家仅提供几周的陪产假或少量的薪资补贴。有的国家则没有陪产假。

陪产假固然是一大社会进展,但是该如何鼓励父亲休假陪产呢?重视家庭时间、孩子的发展以及认同性别平等,是父亲休假陪护新生儿的动力。研究显示,父亲需要更多的援助,以鼓励他们休假陪产。比如提供长期陪产假或/和高薪补助国家的父亲更可能休假,因为更高的薪金补助使父亲能安心在家陪伴孩子。澳大利亚、丹麦、英美等国显示,与不休陪产假的父亲相比,休假陪产的父亲(尤其是休假超过两周),在孩子一岁之后,还会继续照料孩子。

研究显示,亚洲男性更强烈认同养家糊口是自己的责任,由于工作时间较长,导致父亲没机会陪伴子女。虽然亚洲职场女性与男性比例基本一致,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亚洲父亲在育儿和家务上的参与度较低。不过,许多年轻的亚洲爸爸表示,他们渴望有更多的亲子时间。

目前,许多国家开始采取相应措施鼓励男性利用陪产假,其中包括韩国2004年制定的《健康家庭基本法》,以平衡工作和家庭为主,建立了家庭支援中心,为父亲提供教育课程,同时打造亲家庭的工作氛围。我们期望能够通过改善工作环境,以增进亚洲父亲陪伴家人的时间。在欧洲,男性陪产假的使用率也是逐渐上升的。在亚洲,根深蒂固的性别规范和父权思维都是不容忽视的阻力,企业应为男性员工提供可兼顾工作和照顾家庭的环境,才能有望冲破固有的家庭文化,促进婚姻家庭关系。例如,宜家自2017年起,为有新生儿的男性员工提供一个月带薪陪产假,有助于推进亚洲“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期望这些新措施能扭转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的结婚和生育率双低的趋势。

(作者是国大社会学系教授,国大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CFPR)主任;翻译吕淑雅是CFPR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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