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6月3日出席长风基金会、台湾研究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从西方中心到后西方世界”研讨会时，曾谈到对大战略认知的不同。他说到中国会听到很多中国人说：“我们没有大战略，但美国有，就是要对中国进行围堵。”但到了美国，美国人会说：“美国没有大战略，而中国有大战略要来挑战美国。”
尽管如此，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最不可能出错的批评，大概就是“缺乏大战略”（lack of a grand strategy）。
“大战略”是综合运用国家总体战略资源、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艺术，英国战略家李德·哈特爵士（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将“大战略”定义为最高层次的战略。战略学者钮先钟曾指出“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新创的国家战略，即为欧洲人所早已惯用的大战略，这两个名词之间实际上可以画上等号。”
尽管美国素以大战略谋划著称，但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柯林斯（John M. Collins）在1973年所著《大战略：原则与实践》（Grand strategy:principles and practices）一书中指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年至320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兵法上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即属“大战略”层次，讲求持盈保泰、建立国力、追求和平，强调避免战争、不战屈人、不战而胜。
二战后对美国“大战略”贡献最大的当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他于1946年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任职时，在一封长达8000多字的“长电报”中，指出必须遏阻苏联扩张，而1947年他以X为笔名在《外交事务》期刊上提出的围堵（containment）概念，则成为美国冷战时期外交的主轴。
虽然冷战期间，美国“大战略”的正式文件“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备忘录”（NSC-68）是由凯南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一职的继任者尼兹（Paul Nitze）在1950年所提出，但其大战略构想实滥觞于凯南的围堵概念。
曾以《乔治·凯南传记》（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一书，获得2012年普立兹传记奖的耶鲁大学讲座教授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将其一生对治国人才成败的思考写进了2018年出版的《关于大战略》（On Grand Strategy）。他在书中指出：“和平与繁荣并不能被确保，呵护和维持它们需要智慧、一种历史责任感，以及尊重时间、空间和规模的理智。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未经训练的人，来充当我们国家这艘船的舵手。”特朗普似乎就属于“未经训练的人”。
为应对中国的崛起，2010年美国以南中国海问题为借口，提出“重返亚洲”的新战略，开始在东亚建立反中统一战线，企图结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围堵中国。2011年11月，时任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介绍其“重返亚洲”核心目标是：维持稳定的安全环境，以及建立在经济开放、和平解决争端、对普世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之上的区域秩序。“重返亚太”是奥巴马大战略目标，手段则是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因为唯有加入TPP，“我们才能制定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的贸易规则”。
《金融时报》总编辑巴贝尔（Lionel Barber）曾谓：“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提出一个问题：2011年11月美国重返太平洋，是否标志着美国与中国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逆转地升级？古往今来，不能容纳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崛起中的大国不能适应现有的国家体系——从来都是冲突的源头。”
2010年至2013年曾任奥巴马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Tom Donilon）认为：“奥巴马总统将活力十足的亚太地区升级为我们的战略重点之一，这表明了他的决心：那就是不能让我们国家的航船由于危机出现而偏离航道。有些国际准则必须成为我们共同未来的根基，强化这些准则，并确保各国政府遵循这些准则——我们每一个国家都将更为安全，也更加繁荣。”
奥巴马有时因让美国退出领导角色而受到批评，但在某种程度上，奥巴马算是接受了全球权力转移的现实。
特朗普上任以来，所有政策都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但“美国优先”能算是大战略吗？以他不断对各国挥舞关税巨棒的政策为例，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乔飞（Josef Joffe）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实在是“不怎么样的大战略”（ Not-So-Grand Strategy）。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则认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违背了所有战略准则，他做到了美国的对手所未能做到的事：让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美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对其政策有相当贴切的形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体现的不仅仅是‘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看起来更像是‘美国独行’（American Alone）。”
2018年6月的七国集团（G7）峰会终于让特朗普尝到“缺乏大战略”的苦果。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2018思想者论坛的主题演讲中指出：“未来学家一定会说今天，2018年6月10日，会成为西方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天，因为我们看到美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总统，竟然用如此恶劣的言语诋毁七国集团的历史作用，这是整个西方的悲哀，美国作出如此表态，可见西方体系和价值观正在不断垮台和崩溃。”
特朗普上任后第一个签署的外交文件，就是宣布退出“围堵中国”的TPP。从大战略的角度看，中国应该感到庆幸，但对特朗普借口“美国优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国对这种“缺乏大战略”的无知，非但不应纵容，更须与各国共同抵制，避免国际社会为美国单边主义错误行径买单，防止全球贸易秩序退到丛林法则。
（作者是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国贸系教授兼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特朗普上任后第一个签署的外交文件，就是宣布退出“围堵中国”的TPP，从大战略的角度看，中国应该感到庆幸，但对特朗普借口“美国优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国对这种“缺乏大战略”的无知，非但不应纵容，更须与各国共同抵制，避免国际社会为美国单边主义错误行径买单，防止全球贸易秩序退到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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