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不只是服役而已

国民服役实行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就常理来说,几十年的演进,应该让这个制度已近乎完美,至少能避免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故。但近来相继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和民防部队里发生的不幸个案,却让人不禁疑惑,这个制度还欠缺些什么?

毫无疑问,军训也好,警察和民防部队的训练也好,都不是儿戏,都必须是真枪实弹。因此,也就很难说绝对不会出现人为疏失或其他意外的发生,并因而导致人命的伤亡。但与此同时,人们也相信,部队完全可以做到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事故,如“整人”导致的事故。

这里指的两起事故是:一、19岁的陆军第一精卫营士兵李函轩一等中士参加快步行军后,出现热损伤症状,当场接受降温急救并送院治疗,但最终不治身亡。虽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但家属提出了一些疑问。二、民防部队的郭俨进中士(22岁)在庆祝退伍的活动上,被同僚放入 12米深的泵井,结果遭溺毙。家人说,他水性不好,早在事故一个月前就开始担心这个 “跳井仪式 ”。

这两起令人痛心的事故带出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就是部队中所存在的“整人文化”。所谓整人,部队中流行的说法是马来话“tekan”,一般指长官或上司对付下属,带有一种刻意的欺侮甚或报复的性质。这样的事在国民服役实行初期听闻甚多,尤其是武装部队,这不是什么秘密。当年笔者在警察部队里服役时,也曾亲身经历这样的事,但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与全队同袍联名写了一封投诉信给总监,迫使在训练场上滥权刻意整我们的警官公开道歉。

部队,尤其是军队,讲究绝对服从,这是军纪所需,但也是一不小心就可能出现整人文化的根源。这里必须分清,有理有据的惩罚和整人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维持纪律之必须,后者则是权力的滥用。滥权,无论如何是必须禁止的。这样的听闻随着入伍青年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而渐渐消弭,显然是有改进的。

所以,上述两起事故的出现,确实让人有些迷惑,为什么这样的歪风又开始出现在部队中?这里须澄清一点,即发生在武装部队的个案原委还有待查明,但亲属有那样的疑问,发生在民防部队的个案,则已是“人赃俱获”了。有过来人还指证说,那种整人的做法已存在好一段时间了,虽是明令禁止,却没有得到奉行。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民防部队的个案来说,它类似大学里过去迎新活动出现的“拖尸”。退伍本来和入伍一样,都是该严肃对待的事,却被用来上演整人的“跳井仪式”,这是部队之过,反映的是部队治理哲学上有问题,分不清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该严肃而玩闹,可以说是进退失据,不知分寸。负责人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自不在话下,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部队中的整个纪律文化应如何拨乱反正。

我们也许还可以,甚至必须提出这么一个疑问:相信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种整人的行为和活动,但为什么没有人敢于作声,包括死者在内的相关者,也只停留在“担心”这个层次,而不是勇敢挺身而出,指陈是非?直到悲剧的发生。又为什么没有人敢于出面为死者说情?是不是大家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果真是这样,那就更令人担心了。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哪个部队,民防和警察也好,军队也罢,同袍之情特别重要。如果作为同一部队的成员,却无法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互相保护,那这支部队还如何能真正发挥整体的力量呢?对一支战斗部队而言,这样的情况尤其要不得。战斗部队除了要有精良的配备,更讲究“军心”,军心如果涣散,面对敌人先就输掉应有的气势,更遑论要打胜仗。

这就涉及各部队国民服役训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服役人员整体心件的形塑。训练,不单是体能、枪械等的有形训练,更是心理建设这一无形的训练。而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出现思想误区,或少了这一精神支柱,那就非常危险。

误区可以是以为国民服役训练就只是纯军事上的训练,并只一味依照各种既定指标完成任务,而忽略了实际“战场”上的实况。因此,墨守成规,失去了随机应变的灵活性。误区也可以是一些长官以为身为长官,就得通过某种下马威的方式,让下属乖乖听话。误区也可以是把训练和生活完全分割,就当作一个差事,或像遵循仪式一样进行等等。

久而久之,大家也许忘了,新加坡实行国民服役的目的,除了要建立自己的防卫力量之外,同样重要的目的是塑造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一个新生的多元种族国家,国民服役制度是一个很好的融合机制,让来自不同种族的年轻一代通过共同的训练,磨砺,不只练就坚强体魄,更凝聚出一种特有的同袍精神。

强调为国服务的精神没错,但这容易让人只把服役当作服役,只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义务,义务完了就各奔前程,各散西东。殊不知,服役有更重大的意义,既是要有锻炼坚强有战斗力的个体,也是在锻造一支支能精诚团结、一心一德的命运共同体,因为面对实际情况或真正投入战斗时,队友就是决定成败或生死的战友。

因此,如果服役训练没有完成这么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建设,那训练任务就只能说只是完成一半。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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