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纳闷，新加坡的华文华语环境固然凄惨，但怎么惨得过中国人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为何我们没有出现文革炼狱所不能灭绝的创作火焰？
想起中国诗人穆旦，是在去年新加坡书展开幕礼上。那一晚，《联合早报》发布文选《2016年文字现象》，并主办讲座“寻人启事：读者缺席，出版继续？”座谈嘉宾对这个课题的答案都并不十分乐观。
尤其是文选主编柯思仁，说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创办之始，他便担任教席，十多年来，前后学生有千余人，教与学，大家都很有热忱。但当他从大学接触“社会”，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为什么？学者点到为止。聆听者心里也明白，新加坡教育体制所造成的大环境，已让华文华语日渐式微的趋势无可逆转。除非政策改变，读者肯定逐渐减少。只是当晚我突发奇想：寻人启事，可否从作者的挖掘做起？像黄为忠（Edmund Wee）创办的Epigram Books，不只勇于出版“敏感”课题的作品，还设了大奖以鼓励另类思维的英文写作者。
我经常纳闷，新加坡的华文华语环境固然凄惨，但怎么惨得过中国人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为何我们没有出现文革炼狱所不能灭绝的创作火焰？（见贤思齐，发现早报文选年度作品——蔡素君的《伶人小传》，是以“文革不能屈”的越剧艺人为小说素材。）
北京九叶派诗人穆旦（1918年至1977年），是绝地吟哦的一个普世典范。穆旦原名查良铮，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与武侠大师金庸（原名查良镛）同一家族。“金庸”的笔名由“镛”字分拆而来；“穆（木）旦”，则是“查”字的上下分拆并音转。
查良铮11岁考入南开中学并开始诗歌创作。1938年（19岁时），中国已对日全面抗战，穆旦随众徒步69天走到昆明，就读西南联大。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到缅甸战场担任翻译（笔者按：新马的南洋机工队也曾参与此役）。在野人山，穆旦亡命热带雨林五个月，抵达印度时，差点因饥不择食过饱而死。
1949年，穆旦由曼谷赴美国上芝加哥大学，钻研英美与俄罗斯文学，当年12月与同在芝大的周与良结婚。1952年周与良获植物学博士，夫妻双双经香港回中国，穆旦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政治运动是文革的先声），穆旦便成了肃反对象。1968年文革当中，一家六口被“扫”出门，穆旦进“牛棚”，夫人周与良也成为“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
1972年落实政策中，穆旦回到南开大学，继续埋首译著。1977年春节前，因摔倒骨折而住院，心脏病突发逝世，得年59岁。据悉到了1981年11月间，穆旦的“历史反革命”身份才证实为“误判”，逝世四年后得到平反。
曾在文革中与穆旦共蹲一牛棚的“棚友”来新夏，是位历史学者。他在1999年底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悼穆旦》一文，指出穆旦是极少数正式由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接受机关管制”的一人，教书权利被剥夺，发交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来新夏说，穆旦从回国到逝世的二十多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
在中国受批斗22年、最后定居美国的学者翻译家巫宁坤，在回忆文集《孤琴》中，以四篇专文悼念穆旦，也谈论他在种种“客观原因”下被阻挠或删改后才出版的诗篇。巫宁坤忆述，自己在劳改当中工资被窃，一家人面对断粮时，还得到穆旦汇款接济！
巫宁坤指出，早在1955年成为肃反对象时，穆旦曾参与远征军的“问题”便已被提出来。
穆旦沉默寡言，从学者们的回忆看来，他的灾难与其说是“以言获罪”，倒不如说是因曾与“中国远征军”共赴国难而引起的。抗战当然无罪，但他参与的是后被指为“阶级敌人”的国军。“历史问题”构成了穆旦作为悲剧人物的宿命。
2006年4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穆旦诗文集》，载有夫人周与良的遗作《永远的思念》，写出了穆旦“光明磊落，乐于助人，珍重友谊，生活简朴”的一生。夫人说，无论自己承受怎样的苦难，穆旦总是以最大的付出，照顾四名子女。孩子一有病，他总是背起就去医院。“六十年代是吃豆腐渣的年代，良铮浮肿得厉害，配给他一斤红糖，他没有吃一口，全留给（身体不好的）小明。”
微生物学家周与良2002年在美国病逝，终年79岁。第二年，夫妇俩骨灰合葬在北京万安公墓。按照文意，《永远的思念》应写于1987年，穆旦逝世十周年时。穆旦去世时，夫人以他生前呕心沥血的译作——拜伦的两万言长诗《唐璜》，与他合葬。（《唐璜》的原译稿在文革焚家时奇迹般幸存下来。）
周与良回忆，因希望丈夫能过些平安日子，总是阻止他写诗。最后二十多首绝笔诗，都是背着她写的。思念及此，夫人无限感慨：“我非常后悔。这个错误终身无法弥补。他常说，‘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是要留下足迹。’”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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