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永康:绝地吟哦一诗人——穆旦

我经常纳闷,新加坡的华文华语环境固然凄惨,但怎么惨得过中国人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为何我们没有出现文革炼狱所不能灭绝的创作火焰?

想起中国诗人穆旦,是在去年新加坡书展开幕礼上。那一晚,《联合早报》发布文选《2016年文字现象》,并主办讲座“寻人启事:读者缺席,出版继续?”座谈嘉宾对这个课题的答案都并不十分乐观。

尤其是文选主编柯思仁,说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创办之始,他便担任教席,十多年来,前后学生有千余人,教与学,大家都很有热忱。但当他从大学接触“社会”,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为什么?学者点到为止。聆听者心里也明白,新加坡教育体制所造成的大环境,已让华文华语日渐式微的趋势无可逆转。除非政策改变,读者肯定逐渐减少。只是当晚我突发奇想:寻人启事,可否从作者的挖掘做起?像黄为忠(Edmund Wee)创办的Epigram Books,不只勇于出版“敏感”课题的作品,还设了大奖以鼓励另类思维的英文写作者。

我经常纳闷,新加坡的华文华语环境固然凄惨,但怎么惨得过中国人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为何我们没有出现文革炼狱所不能灭绝的创作火焰?(见贤思齐,发现早报文选年度作品——蔡素君的《伶人小传》,是以“文革不能屈”的越剧艺人为小说素材。)

北京九叶派诗人穆旦(1918年至1977年),是绝地吟哦的一个普世典范。穆旦原名查良铮,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与武侠大师金庸(原名查良镛)同一家族。“金庸”的笔名由“镛”字分拆而来;“穆(木)旦”,则是“查”字的上下分拆并音转。

查良铮11岁考入南开中学并开始诗歌创作。1938年(19岁时),中国已对日全面抗战,穆旦随众徒步69天走到昆明,就读西南联大。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到缅甸战场担任翻译(笔者按:新马的南洋机工队也曾参与此役)。在野人山,穆旦亡命热带雨林五个月,抵达印度时,差点因饥不择食过饱而死。

1949年,穆旦由曼谷赴美国上芝加哥大学,钻研英美与俄罗斯文学,当年12月与同在芝大的周与良结婚。1952年周与良获植物学博士,夫妻双双经香港回中国,穆旦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政治运动是文革的先声),穆旦便成了肃反对象。1968年文革当中,一家六口被“扫”出门,穆旦进“牛棚”,夫人周与良也成为“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

1972年落实政策中,穆旦回到南开大学,继续埋首译著。1977年春节前,因摔倒骨折而住院,心脏病突发逝世,得年59岁。据悉到了1981年11月间,穆旦的“历史反革命”身份才证实为“误判”,逝世四年后得到平反。

曾在文革中与穆旦共蹲一牛棚的“棚友”来新夏,是位历史学者。他在1999年底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悼穆旦》一文,指出穆旦是极少数正式由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接受机关管制”的一人,教书权利被剥夺,发交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来新夏说,穆旦从回国到逝世的二十多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

在中国受批斗22年、最后定居美国的学者翻译家巫宁坤,在回忆文集《孤琴》中,以四篇专文悼念穆旦,也谈论他在种种“客观原因”下被阻挠或删改后才出版的诗篇。巫宁坤忆述,自己在劳改当中工资被窃,一家人面对断粮时,还得到穆旦汇款接济!

巫宁坤指出,早在1955年成为肃反对象时,穆旦曾参与远征军的“问题”便已被提出来。

穆旦沉默寡言,从学者们的回忆看来,他的灾难与其说是“以言获罪”,倒不如说是因曾与“中国远征军”共赴国难而引起的。抗战当然无罪,但他参与的是后被指为“阶级敌人”的国军。“历史问题”构成了穆旦作为悲剧人物的宿命。

2006年4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穆旦诗文集》,载有夫人周与良的遗作《永远的思念》,写出了穆旦“光明磊落,乐于助人,珍重友谊,生活简朴”的一生。夫人说,无论自己承受怎样的苦难,穆旦总是以最大的付出,照顾四名子女。孩子一有病,他总是背起就去医院。“六十年代是吃豆腐渣的年代,良铮浮肿得厉害,配给他一斤红糖,他没有吃一口,全留给(身体不好的)小明。”

微生物学家周与良2002年在美国病逝,终年79岁。第二年,夫妇俩骨灰合葬在北京万安公墓。按照文意,《永远的思念》应写于1987年,穆旦逝世十周年时。穆旦去世时,夫人以他生前呕心沥血的译作——拜伦的两万言长诗《唐璜》,与他合葬。(《唐璜》的原译稿在文革焚家时奇迹般幸存下来。)

周与良回忆,因希望丈夫能过些平安日子,总是阻止他写诗。最后二十多首绝笔诗,都是背着她写的。思念及此,夫人无限感慨:“我非常后悔。这个错误终身无法弥补。他常说,‘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是要留下足迹。’”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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