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萌:公共政策不是让人过关斩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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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照顾到大部分人而设计的公共政策,要说服大部分人的脑袋,就不能只靠一套理性说辞,而是要感性与理性并用,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侧重点。

作为一名经常得跟医药政策打交道的记者,在报道这些政策对人们的影响时,脑海中经常浮现的一个画面,就是打电动游戏里各个人物头像上出现的一连串号码——打中目标加100分、被敌人击中扣200分,“捡到宝”加100枚金币,如果累积了一定的分数还能升级。

我要说的不是写这些新闻有多么刺激、好玩,而是在不同部门制定的政策中“游走”,有时就好似游戏里的人物头像(avatar)一样,得不断地博弈、计算、校准,最后即便不能大获全胜,也最好能全身而退,不要一下子就磕磕碰碰,弄到自己“Game Over”。

比如,在报道终身护保(CareShield Life)计划的时候,我开始计算于2020年起自己受保时,第一年要给保费366元,比同龄男性多出71元。我的收入“一如既往”不符合永久津贴资格,不过,如果我不幸成为那个在67岁陷入重度残障的“中位数”,而陷入残障的长短又刚好是10个人里面三个会中都会经历的十年,那么我可能获赔偿的数额是多少?在这时候,我得掏出手机,用计算器算一番,心中有个“谱”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计划还不错,自己“有胜算”。

但是我所接触的很多人,听到保险就觉得头大,想也不想就投降,他们要么觉得不划算,要么觉得自己不会那么“衰”,会落得重度残障,还有更多是觉得太复杂,不知道该如何思考自己需要怎样的保障。对他们来说,自己仿佛被逼成为电脑游戏的主角,困在迷宫中找不到出路。

我有幸能够利用工作时间消化各类公共政策的细节,虽然不至于精而专,但日子久了,终归能摸索出一些游戏规则。同时,我也完全能够理解那些不是做我们这行的人,要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抽出一些时间来消化这些政策,除非真的既重要又迫切,恐怕最多只能蜻蜓点水、走马看花。

其实,这不只是工作性质的问题,跟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大有关系。常使用右脑的人比较感性和有创意,喜欢把问题形象化,他们对于别人的感受也比较敏感。相比之下,习惯用左脑思考的人比较理性,擅长用数字分析,也喜欢按部就班,如果找不到足够的证据,他们的大脑甚至会“当机”。

因此,如果得说服常用右脑思考的人,得“人性化”一些,在解释公共政策时,少用数字,多用价值观、情感和理想,或者是牵动人心的故事。相反,要向偏向左脑思考的人说明问题,就要很有条理地阐明逻辑,不能太过抽象。

最近围绕着加入终身护保的女性为什么要比男性支付更多保费的话题,说到底就是左脑要说服右脑的问题。从理性角度出发,女性不但更长寿、年长时陷入残障无法自理的时间也更长,支付更多保费符合商业产品的规则。

不过,很多人也是感性的动物,他们身边有很多任劳任怨、为了家庭放弃事业的女性,他们无法接受这些女性、尤其是年长女性在储蓄不多的情况下还得支付更高保费,被政策“歧视”。在现实考量之外,他们认为追求平等的价值观才能让国人团结在一起,这种认可女性贡献的精神要超越保险的计算公式。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为了照顾到大部分人而设计的公共政策,要说服大部分人的脑袋,就不能只靠一套理性说辞,而是要感性与理性并用,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侧重点。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理性战胜感性,还是左脑说服右脑,都要让大部分人取得共识。毕竟,公共政策的顺利推行不是为了让人玩电脑游戏时过关斩将,而是要发挥团队精神共同求进退。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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