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生也有涯 知也无涯

泰国12名少年和他们的足球教练受困清莱岩洞,最终在拯救行动中全体安全脱困事件,随着他们出院与国内外记者相见欢之后,已告一段落。受困者的求生过程,仍在世人心目中留下几许的疑惑,但有一个疑问,或是被人忽略,或是被视为理所当然,那就是,为何在拯救行动中“出尽风头”的都是西方人?他们之挺身而出,当然不是为了出风头。这是高度风险的拯救行动,能力不足者强出风头,只会误了大事。

最先在岩洞里发现受困者的是两名英国岩洞潜水专家,他们回到伦敦时都被其国人骄傲地当成英雄。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他们都表示“只是做了该做的”,不能算什么英雄。其中一人斯坦顿说:“……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是用了平时用在自己兴趣上的特殊技能来帮助他们。”另一人沃兰登说:“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做的是经过细心部署的……要表扬的是国际团队和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

这次是一项多国合作的拯救行动,英国的岩洞潜水专家得知清莱事件后,能够随即招兵买马,因为他们有一群同好者,组成的世上从事挑战极限的稀有网络。

长久以来,挑战极限的运动几乎都源自西方,岩洞潜水、空中滑翔、征服雪山高峰、攀爬峭壁等等,都是玩命的事。西方的探险家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东方人正是缺乏西方人的冒险精神。西方人认为生命是不断探索的过程,探索过程中有危险有挫折,有成功更有满足感。

上个月,一名12岁名叫戈隆的法国小男童,自驾风帆用14小时多的时间渡过英伦海峡,创下世界纪录。他在途中一度要放弃,但乘坐另一风帆跟随在后的父亲则一直为他打气。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西方人对生命的价值观有异于东方,东方人的父母不会这样“不负责任”,让自己的小孩去冒这样的险。

中国明代曾经出过两位探险家,一位是世界上知名度高的郑和,他在1405年至1433年间的七次大规模远洋航海,跨越了东亚地区、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远达东非各地,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壮举,他的航海家地位无可取代。比郑和稍后的探险家徐霞客,历史地位则被中国自己贬低了。

徐霞客是个地理学家、探险家,他用30年时间走遍神州大地,考察了多处的奇山异水,其间历经了无数次的凶险,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但这本地质学的经典,后人对其文学性的重视甚于地质学的研究价值。每年的5月19日是中国的“旅游日”,说是纪念徐霞客开始动笔写《徐霞客游记》的日子,徐霞客被当作促进旅游业的“代言人”。探险家变成了旅游家,是以纪念为名的商业操作。

徐霞客曾经参加过明代的科举考试却考不上是必然的结果,他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料。他若为了求取功名,去钻研八股文章,就埋没了他的高度探险求知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是世界最早的文官选拔制度,它能够实施长达1300年,自有其成功之处,它最成功的地方是确保了社会的流动性,出身贫困的最底层小人物,都有机会在古代的全国联考中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与功名挂钩给了人们上进的动力,所以,考试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公平的选拔制度”,但所谓“公平”也是相对而言。

一种考试制度不能因应时代的改变,弊端就会显现。考试的竞争发展到极端就是扭曲人性,价值观错乱。中国的科举考试终结于1904年,但越南和朝鲜的的科举拖延得更久。东亚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读书考试格外重视的精神延续到今天。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学生在国际评比中常有杰出表现,便是源自读书求上进的价值观。

今天,我们对考试制度的怀疑,则是一种“物极必反”的心理反应。尽管小六离校考试将从分数制改为等级制,直到最近我们还是听到国会里反对小六会考的声音。教育部长王乙康日前出席新加坡经济学会晚宴时指出,“学生如今不只是应付学校课程,还得应付上补习班与考试练习的额外作业所带来的压力。这可能是本地学生学业成绩优异,在国际评估中名列前茅,却对考试感到非常焦虑的原因之一。”

他将这种过度注重应付考试和入学竞争的拼学心态,称之为“努力的通胀”(effort inflation),意思是说,学生努力之外再加努力,学到的知识没有相应增加,甚至更少。补习和额外作业越多,越加重学生患得患失的心理。这个现象值得担忧。

教育部分别在1998年和2005年削减课程,是为了让学生有时间培养其他方面的知识与兴趣。但是,学生却把学校以外的时间用在补习和各种应考的练习上,辜负了政策的初衷。他说,日新月异的科技已改变工作性质,在新环境下,人们的观念必须从“把书读好就有好工作”转向终身学习。此外,来到关键交叉路口的教育制度,也必须随着新环境从四方面重新平衡取舍,激发国人求学乐趣与拼搏精神。教育部长的这一番意见,预示着教育方针的可能改变,“把书读好”和“有好工作”能否脱钩,更大因素还取决于社会的价值观和个人如何看待生命。

两千年前的庄子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这并非对求知采取消极态度,而是提醒人们求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把书读好”是一回事,“有好工作”是另一回事,有没有把书读好,可以用考试衡量,有没有好工作,则牵涉到“成功”两个字如何定义。

一个人学以致用,有一份高薪的“好工作”,然而当这份工作来到人生某个阶段逐渐失去了意义,不再是“好工作”时,也就是果敢放下,重新追求、重新探索的开始。这样的人不多,一旦在我们周围出现,我们无法理解和谅解,因为我们受世俗的价值观所困。

上周的《早报星期天》一篇人物专访中,受访者沈绮颖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担任《海峡时报》驻北京特派员,有安稳的工作和薪水,但她却在32岁那年放弃“好工作”,去当自由身的摄影师。她的父母和亲戚都不明白她是怎么想的。她的特立独行,终于有了回报,她成为 “诺贝尔和平奖”委托办展的摄影师,最近受邀加入国际殿堂级的摄影师行列,是我国获得这些荣誉的第一人。当初她若是继续安于“好工作”,停止人生的探索脚步,就不再有以后更多的精彩。她若没有放下过去,也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什么。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