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媛:文学出走 文字远行

梦远册

文学的意义,比起轻易可以装点墙面、附庸风雅、拍卖投资、收取全球版税的绘画与歌唱,越来越像个过气的老叟,谈论起价值,心下都有些玄虚。

“文学改变命运”,是中国2013年贺岁喜剧电影《越来越好之村晚》里“童话般的山村”,某质朴村舍一灰墙上斗大的字眼。

励志话语通常使用“知识改变命运”来鞭策青年、激励人心,文学自然分属知识。电影里村舍灰墙上的六个大字,出现在使用这些汉字最大的国家,充满知性与灵性的光辉。但在本地华语文发展的现状及语境中,这句话很多人不管怎么看,都觉得好像是少了个问号,尤其是这些年,当文物、墨宝、华文书籍成批流向海外诸邦竟成人心所向的趋势时,“文学改变命运”及其种种,变成了不留情面的反讽。

艺术包括文学音乐、美术电影,其价值由欣赏者及消费人赋予,是人心所好与社会规范的总体投射,在当代,更要加上头盘商、中盘商等艺术炒家的行销手腕、市场呼应。文学的意义,比起轻易可以装点墙面、附庸风雅、拍卖投资、收取全球版税的绘画与歌唱,越来越像个过气的老叟,谈论起价值,心下都有些玄虚。

在环境物化与消费经济中成长的本地新人类,早已不爱看书、不爱读报,尤其是“实用性不大”的华文书刊。书画墨宝与华文书刊的主人审时度势,在晚年把一生苦心珍藏的宝贵文化资财,几乎悉数捐赠,移送到他们认为更有能力欣赏保护的地区与机构,虽然令本地人唏嘘感慨,亦属合情合理的个人意愿。

本地阅读风气与买书藏书皆每况愈下,但华语流行曲的演唱会却越来越火热,票价强强滚,一而再推高。相比中港台同样红火延烧的演唱会,新加坡华文文学“体质虚弱”与演唱会票价本区最贵的实景,完全不成比例,成为华语地区独一无二的悖论。

当华文书籍与书画墨宝相继出走犹如“逃离生天”之际,叫价离奇离地的华语曲式演唱会却场场大卖,此情此景正是:文学寂寥而弦歌不辍,文心凋零而笙歌不夜。对于高昂票价,我暂且理解为某种市场力量在左右,因为新加坡是本区航空与物流中心,邻近诸邦的许多富商巨贾,即使豪气买下所有最贵的票,也不过花了一点点钱而已。

但是,同样是世界大都会、而且是天王巨星出产地的香港与台湾,包括刘德华(香港开唱)、GG梁咏琪(香港开唱)、林俊杰(高雄开唱)近年在港台开的演唱会,官网上列出最贵票价,都不超过新币150元,而这个幅度正是本地最低票价的起点。我们的最贵门票,动辄三四百元甚至更高。难道事事皆认世界第一的新加坡,非要在票价上也高人一等吗?我只能猜想,艺术和娱乐在台湾,已经做到大众化平民价;而一贯精确讲求程序正义的香港,或许连演唱会中介及代理,都有相关的执法机关在认真“睇住”(监督管制)。

要让爱歌爱乐的本土平民百姓,除了宅在家里点歌之余,也有机会上演唱会找乐,不知是否需要动用到消费人协会,或其他机构,规定本地公民凡18岁以上,都有机会至少一年听一回“春晚”式的演唱会,或者对非本地公民也限购限额,好好终止票价竞相飙高的恶性循环,还乐于民。

这境况,倒转叙事来看,就像从前走江湖、卖杂耍的,要是活到今天,看看神州各地各台无所不用其极的滔天娱乐,上演凡人所不能企及的特异功能、大脑异常等等炫技,必会恨得说不出话来,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到如斯地步,寻思当年就是因为没把书读好,惹爹娘惭愧,令“咱家”不得已托付戏班及杂耍团,卖艺卖唱、舞刀弄剑、飞镖变术。流落街头最难受的一刻就在压轴,为生活捧着盘子,卑微求围观的市井小民赐个赏钱。而今天大陆各大台及网络的江湖卖艺、歌乐比拼,动辄挥金上万上亿,表演者有百姓有明星,但围观者衣冠楚楚,有大学士子与名模佳丽,嘉宾更是各界名流、红星大卡。不同时代,裁决着千差万别的艺术价值。

或许,这不是最好或最坏年代的争论,而是个卖艺的年代。古往今来“封建传统”对一切巧言令色、伶人无情的轻蔑和贬抑,如今在网络渗透及娱乐大潮的冲刷下,冤屈得到全方位的平反。

别让老百姓坐看明月,对往事干着急的回味。且让越来越贵族化的大众娱乐走向民间,虽有些天真,但终究怀着好意。

话说回头,在华文书籍少人问津、文脉微弱的小岛,用同文同种的文字谱曲的歌赋却能高价大卖,似乎应验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气数。

(作者从事媒体与翻译培训 cmw.zm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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