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马:解读时代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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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今天的煽动者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几乎永远是不智之举。这样的危言耸听往往淡化了纳粹政权的真正恐怖之处,也分散了我们对本身政治问题的注意力。但如果危言耸听是适得其反的话,问题仍然存在:民主国家会在何种情况下,陷入真正的危险之中?美国总统侮辱民主盟友,赞美独裁者,将自由媒体称为“人民的敌人”,把难民关起来并导致他们骨肉分离;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几乎已见怪不怪。什么时候拉响警报才为时已晚呢?


探讨这个问题的伟大著作不少。乔治·巴萨尼(Giorgio Bassani)的名著《芬齐—孔蒂尼家的花园》(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描绘了意大利犹太资产阶级在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法律和社会的绞索勒紧了这些将优渥的生活和影响力视为理所当然的文雅意大利人。然而,他们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拒绝面对现实。叙事者的父亲甚至加入了法西斯党,而更有钱的芬齐·孔蒂尼成员,则龟缩于日益孤立的家族圈。傲慢和缺乏想象力令他们对所处的危险境地视而不见,等到被遣送进死亡营时,一切都太迟了。


人类对于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的漠视,还促使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于1939年,也就是他离开故乡德国的一年后,写出了回忆录《反抗希特勒》(Defying Hitler)。日后成为记者兼作家的哈夫纳,在还是一名法律学生时,目睹纳粹独裁政权如何像意大利迫害犹太人一样,逐步地成为杀人机器。他看到他的法学同学(当中没有人是纳粹分子),如何一步步地接受种族主义法律、废除宪法等等举措,就只因为它们披着合法的外衣。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认识到,这已超越了不可容忍的界线,剩下的选择只有抵抗和流亡。哈夫纳不是犹太人,但他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犹太教堂被付之一炬、犹太人被剥夺家园的那一年,他离开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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