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此次贸易战只是由美国发起，并且带有强烈的特朗普个性色彩，似乎也并非针对中国一个国家。但实质上，重商主义、非市场行为和没有兑现入世承诺等，是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一致指责，以至于中国很难在这场贸易战中找到一致行动人。
中美之间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所造成的破坏自然不容小觑。但从更立体、更长远的维度来看，这样级别的贸易战对中国也有很多正向作用。
贸易战充分暴露了中国的经济软肋和产业结构中的致命缺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具有纠偏和警示效果；同时也促使中国社会从上到下进行自我审视，对自身的技术能力、产业结构、市场模式，乃至发展进路等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有效遏制了近段时期不切实际的夸大宣传、自我膨胀等各种不良势头，有助于减少浮躁和盲动，重回务实和理智。如此等等，自不待言，但贸易战带给中国的正向作用还不止这些。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始终处在高速增长而且相对平稳的状态。对于个中原因，除了人口红利和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显性因素之外，背后还有哪些成因，争议较大。尤其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线，产业政策的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当前中国市场已经走到人口红利几近消失的当口，贸易战则让助推经济快速增长的外在环境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种局面对于中国经济及其发展模式而言，无疑是一次全方位的“压力测试”。这次“测试”既不是内部模拟，也非体制力量所能有效控制，与借助金融手段就能有效缓解的历次“金融危机”完全不同。所以，贸易战能够真正检测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充分展示影响经济增长各因素之实际效用，让各种经济手段的优劣良弊暴露无遗，为制度改进和路径选择指明方向。
贸易战显然打乱了当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既定步骤，但也并非尽是负面影响。贸易战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实施产业升级和拓展国内市场的必要性。这会强化“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落地实施，加快金融资本利润转移和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此外，美元加息和美国对进口货物加征关税，强化了人民币下跌的预期。这种预期某种程度上与“去杠杆”所要求的货币政策导向形成对冲，反而减轻了央行主动缩表的压力，也有利于本外币市场干预机制的持续改进。
更为重要的是，贸易战将促使中国政府和企业重新认识和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开放融入，引进资本，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拉高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是新兴市场国家振兴经济的基本路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前的阶段，这套逻辑都是适用的。主要是因为此时这些国家以中低端产业为主，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大，与发达国家高端产业分工互补，可以各得其利。权衡之下，文化、价值、体制、市场模式等问题，都可以搁置不问，有利于这种秩序的国际贸易规则，也为各方所一致推崇。
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有经济体都会觊觎高端产业的超额利润，以及先进技术所支撑的强大国力。发展中国家会选择产业升级和打造高端产业，导致原有的分工秩序和利益格局受到挑战。而发达国家必然会实施遏制，强调和维护自身在政治、经济、技术等领域里的优势地位，努力保持对高附加值产业的垄断和高额利润的占有，为此而不惜采用贸易战、修改贸易规则、战略掣肘等各种手段。可以说，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首先是一种利益分配格局，其次才是一套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
当利益格局的变化明显偏离一方的预期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成了伪命题，分工合作能否继续就不再取决于产业结构，而会更多地触及市场模式、战略需要、体制、价值观，乃至历史传承等领域。中美之间所面对的就是这种局面。即使回到奥巴马时代，或许没有简单粗暴的“贸易战”，但却必定会有目标明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比之下，至少贸易战的道德站位低了些，因此应对的难度也就小一些。
表面上看，此次贸易战只是由美国发起，并且带有强烈的特朗普个性色彩，似乎也并非针对中国一个国家。但实质上，重商主义、非市场行为和没有兑现入世承诺等，是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一致指责，以至于中国很难在这场贸易战中找到一致行动人。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仅指开放的市场和统一的规则，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事实上，文化、体制、对贸易规则内在精神的理解等，都会影响到一个经济体或一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形式上是否合规对于判断它们是否执行了贸易规则纵然重要，但所奉行的商业理念、诚信程度和行为方式等更为重要。
对于中国政府和企业而言，要想真正融入全球经济，除了继续扩大开放，严格落实那些明确的量化指标之外，至少在产权，尤其是企业产权和社会的法治化程度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需要改进的空间，包括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让企业基于产权而不是政府的支持庇护获得主体能力，培养政府和企业遵奉法律来行事的意识，真正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等。
当然，这些问题全都触及体制的深层。从历史经验来看，以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之深厚，这样层次的改革只有在危机达到一定程度，借助外力的倒逼才有可能真正推行下去。贸易战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它或许正是那个“外力”。
从外部来看，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选举考量，兑现“美国优先”承诺，强化实体产业等，相对重要的一点则是美国作为全球价值供应和公共秩序维护者角色的弱化，这是金融危机、茉莉花革命走向失败和全球多极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战略调整更多是出于美国自身的需要，与中国发动贸易战，是因为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份量太重，背后并不存在贸易战逐步升级成政治冲突，乃至发生战争的逻辑。美国与多个国家同时都发生了贸易冲突。
所以，从总体和长远看，这次贸易战是可控的，问题主要在于控制的方式和时间，它不会颠覆中国的发展轨道。同时，随着美国在全球公共领域里的收缩，中国反而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这场贸易战中所使用的手段，主要是利用自身的综合优势，抛开国际多边机制，在双边架构中逐个向对方极限施压，意图在局部空间里让对手分别屈服，同时还使不同对手相互之间陷入囚徒困境，无法形成有效合作，最终让美国获得巨大收益。这种手法既是对自身优势地位的滥用，也是对现行贸易秩序的公然破坏，反复无常的贸易政策更是打破了稳定预期，必将增加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虽然有效的贸易机制能够避免零和博弈，但中美两大市场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显然是存在的，美国市场不确定性的上升，无疑意味着中国市场吸引力的增加。
所以，贸易战纵然来势汹汹，但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智慧，加上高明的手段，完全有机会把这场贸易战转化成一个当期受损、长期受益的历史性战略机遇。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