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部长王乙康提及我国的教育制度，将随着新环境从四方面重新平衡取舍，激发国人求学乐趣与拼搏精神。接着，《联合早报》社论也提出未来的教育改革挑战重重，但任重道远。
其实，自从建国以来，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与发展都不遗余力，与时并进，包括建立新学校和翻新旧校舍、提供先进和充足的设施、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模式和制度、确保国人有机会受教育学技能、有机会发展个别潜能，以达到幼有所养的目标。
早在2004年，李显龙出任总理时，就提出“少教多学”的口号，教育部立刻精减课程范围，让学生有多点时间根据个人兴趣学习，让老师有多些时间进修。转眼十余年过去，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似乎有增无减，老师的工作量也似乎没有减轻。除了在学校学习和活动外，越来越多学生需要求助于补习中心，造成补习行业的旺盛。
2014年9月新加坡的住户开支统计调查发现，我国家庭平均每年要在孩子家教上开销11亿新元，这个数据几乎是10年前6.5亿元的一倍。注册的补习机构有850家以上，52%的中小学生有补习，而超过七成学生补习的科目是数学。因此，造就至少10名年营收超过100万元的私人补习老师。至于补习班的种类更是不胜枚举：有高才预备班、假期特别班、英语和华语班，数学班等等。令人百思莫解的是，有些学校甚至让补习中心老师进驻学校开班授课。我们不禁要问，学校老师无法教，需要外援吗？
所谓因果，要解决问题，必须从结果中找出原因。
为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成为专才精英，在职场平步青云，领取百万年薪。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句话带有轻视劳动阶级的意味，很不可取。但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心与劳力者的待遇差距实在很大，而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哪个父母要孩子长大后做劳力者或低收入者? 要摆脱贫穷，改变命运，唯有读书考学位，以它作为踏入社会的敲门砖。这怎能怪父母重视孩子的考试成绩呢？
年轻人结婚后，需要夫妇俩的工作收入才够供屋子。今日已经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父母亲都是早出晚归，连孩子的饮食起居都要依靠女佣或祖父母，甭说照顾孩子的学习。让孩子课外去补习，一来可以打发他们课余的时间，二来有老师督导他们做功课。所以，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不管学习成绩好坏，上补习班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近年来，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发现自己无法协助念小六孩子的功课，因为难度太高。听说有个专业人士爸爸，带着女儿的数学考题去办公室求助，因为他自己不会解题。结果几个同事经过一番脑力震荡之后，还是看不懂题目，找不到答案，唯有送女儿去补习。类似事件我们都时有所闻。要减少学生的压力，有关部门应该检讨所规定的课程内容以及考题，是否高出一般学生的理解和思考能力。
比如中学华文课本加入语法和修辞学。记得修辞学是我在大学时的选修科目，让中学生认识修辞手法，对学生有益。但在试卷上考查学生分辨修辞，学生就得熟读。念中学的孙子，被枯燥的修辞语法搞得焦头烂额，渐渐失去学习华文的兴趣。当局常引进一些新的教学元素，用意良好。如思考和创意教学，之后又设置考题来测验学生是否掌握好。这样一来，学习为了应试，失去乐趣，也变成一种负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只教不考，让学生慢慢去认识和掌握呢？
读过一篇介绍芬兰教育的文章，知道芬兰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崛起，一跃步入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行列。他们在1966年就普及全民教育，实施九年制义务综合教育制度，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优质公平的教育；而教育的目的是促进每一个孩子全面、丰富、个性的发展。他们认为考试少，成绩好；教得少，学得多。所有中小学都是公立的，每个孩子上学都是免费。国家没有设立任何统一的中小学标准化考试，只有高中毕业后的统考。他们没有高才班或快慢班，所有的孩子，不论聪明与否，都在一起上课。在芬兰，“好学生”和“差生”的差距很小。
他们坚持以一个真正“以人为本，不求躁进、不讲形式、不以赢为目标“的教育目标。因此，在教育过程中，他们强调学生的认知、身体、情感、道德的全面发展；注重生活与学习；他们让学生通过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和表达；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鼓励学生参与社区生活和公众意见。
芬兰人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尤其是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已经位于世界前列。芬兰中小学生曾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测试中连续三次蝉联冠军。2016年，即便排名下滑，仍在排名居前国家之列。他们并没有为了争回面子而加强应试教育，而是根据时代发展的趋势，为塑造适应未来社会的实用型人才而不断创新教学方式。
我们不必把芬兰的教育制度照单全收，因为国情不同。但国家教育必须与时俱进，配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要时刻检讨已实行的制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完善。诚如王乙康所说，改革也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可以演变成型，但改革已经起航。学校、家长和学生要相互配合，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变。
（作者是资深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