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
刚满75岁生日的母亲不时向小她11岁的妹妹炫耀，说她以“印有一棵树的红白卡”求医，医药费大大减少。还好李显龙总理今年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即将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者，推出类似的医疗援助配套，阿姨这才能够“扬眉吐气”，期盼着“树相信会比较小棵”但“好过没有”的医疗补助卡。
对阿姨那一代人而言，与“建国一代”失之交臂，但能同样获国家的肯定并成为“立国一代”，仍是美事一桩。
然而，部分受访学者却没那么正面看待新的援助配套。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比尔维尔星（Bilveer Singh）认为，建国一代配套推出后，开启了“那一代能有，这一代为什么不能有”的“滑坡”论述。他指出：“我们正步入一个陷阱：在大选之前推出配套，久而久之推出更多配套。这些民粹做法短期内能受欢迎，但如果要作为长期可持续的政策，则可能伤害到公众。这些难题将不断往后推挪，下一代就得为此买单。”
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任何惠民的政策或措施，都需要有足够资金支持。诚如比尔维尔星所说的，要在不动用储备金的情况下推出这类政策或措施，就只能靠主权基金的盈余或征税了。
民众应当明白，立国一代虽没有经历建国一代的艰苦岁月，在成长阶段也碰上像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经济腾飞时期，当中精明者甚至凭着独到眼光，买下一些目前年轻一代可望而不可及的房地产；但仍有为数不少的人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也没能让他们有足够的积蓄养老。
根据2015年政府数据，在1951年至1955年出生的人当中，没有受教育或最高学历只有小学程度的占了49%，最高学历至少是专业文凭的只有15%；1956年至1960年出生者当中，没有受教育或最高学历只有小学程度的有41%，最高学历至少是专业文凭的也仅仅上升到19%。
在我国，二战后1947年至1964年间出生者被称为婴儿潮一代，人数约有100万。换言之，立国一代都属于婴儿潮一代。
杜克—国大医学院副教授陈慧明，与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叶美盛，在2009年发表的《婴儿潮一代报告》中，进一步把这一代人分成1947年至1954年出生的“初期婴儿潮一代”，和1955年至1964年出生的“晚期婴儿潮一代”。她们发现，高达23%的女性初期婴儿潮一代完全没受过教育；七成的女性婴儿潮一代从来没有工作过。
种种数据显示，不少较年长的国人在经济上难以独立，他们仍需要家人、社群乃至政府的援助。
可以这么说，一部分走过建国岁月的45万名建国一代与50万名立国一代，都因客观因素没能拥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但下来的一代代人断然不能陷入“滑坡谬误”，假设有了两次先例，到自己届耳顺之年时，政府还会同样制定类似的医疗补贴计划，以致下一代人须透过缴更高税等途径，来保障上一代人享有种种政府津贴。
至于不少人把推出立国一代配套，视为政府要为下一届大选铺路，这恐怕是大家过早假设，单一政策足以俘获人心，并也太小看选民妥当行使投票权益的智慧。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政治）hosb@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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