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惜薇:远离“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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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满75岁生日的母亲不时向小她11岁的妹妹炫耀,说她以“印有一棵树的红白卡”求医,医药费大大减少。还好李显龙总理今年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即将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者,推出类似的医疗援助配套,阿姨这才能够“扬眉吐气”,期盼着“树相信会比较小棵”但“好过没有”的医疗补助卡。

对阿姨那一代人而言,与“建国一代”失之交臂,但能同样获国家的肯定并成为“立国一代”,仍是美事一桩。

然而,部分受访学者却没那么正面看待新的援助配套。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比尔维尔星(Bilveer Singh)认为,建国一代配套推出后,开启了“那一代能有,这一代为什么不能有”的“滑坡”论述。他指出:“我们正步入一个陷阱:在大选之前推出配套,久而久之推出更多配套。这些民粹做法短期内能受欢迎,但如果要作为长期可持续的政策,则可能伤害到公众。这些难题将不断往后推挪,下一代就得为此买单。”

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任何惠民的政策或措施,都需要有足够资金支持。诚如比尔维尔星所说的,要在不动用储备金的情况下推出这类政策或措施,就只能靠主权基金的盈余或征税了。

民众应当明白,立国一代虽没有经历建国一代的艰苦岁月,在成长阶段也碰上像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经济腾飞时期,当中精明者甚至凭着独到眼光,买下一些目前年轻一代可望而不可及的房地产;但仍有为数不少的人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也没能让他们有足够的积蓄养老。

根据2015年政府数据,在1951年至1955年出生的人当中,没有受教育或最高学历只有小学程度的占了49%,最高学历至少是专业文凭的只有15%;1956年至1960年出生者当中,没有受教育或最高学历只有小学程度的有41%,最高学历至少是专业文凭的也仅仅上升到19%。

在我国,二战后1947年至1964年间出生者被称为婴儿潮一代,人数约有100万。换言之,立国一代都属于婴儿潮一代。

杜克—国大医学院副教授陈慧明,与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叶美盛,在2009年发表的《婴儿潮一代报告》中,进一步把这一代人分成1947年至1954年出生的“初期婴儿潮一代”,和1955年至1964年出生的“晚期婴儿潮一代”。她们发现,高达23%的女性初期婴儿潮一代完全没受过教育;七成的女性婴儿潮一代从来没有工作过。

种种数据显示,不少较年长的国人在经济上难以独立,他们仍需要家人、社群乃至政府的援助。

可以这么说,一部分走过建国岁月的45万名建国一代与50万名立国一代,都因客观因素没能拥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但下来的一代代人断然不能陷入“滑坡谬误”,假设有了两次先例,到自己届耳顺之年时,政府还会同样制定类似的医疗补贴计划,以致下一代人须透过缴更高税等途径,来保障上一代人享有种种政府津贴。

至于不少人把推出立国一代配套,视为政府要为下一届大选铺路,这恐怕是大家过早假设,单一政策足以俘获人心,并也太小看选民妥当行使投票权益的智慧。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政治)hosb@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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