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国际化城市,也是一个小国家。语言和种族问题,是我们应该小心处理的问题。国际化的小国家,意味着人才的吸引和培养,随时都得注意调整。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华文和华文教学该如何应变?
1999年,在我给时任《联合早报》副总编辑吴元华博士的著作《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写的序文里,我做了这样的评论:“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代就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的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了下来,更加普及化,并对我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我们母语的程度稍为降低了,但这样的牺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五六十年来,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我们给无数的年轻新加坡人奠下了一定的华文基础,以备将来需要时,他们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发展。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生前总结说:“无论如何,我们成功地维持了一个说华语的环境,虽然水平较低些。此外,我们还有素质良好的平面和电子华文媒体;在一小批热心者的支持下,中华艺术、音乐和书法活动也朝气蓬勃。……假如新加坡原本就没有讲华语的环境,1950年代开始推行的双语政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那个时候已经存在了一个讲英语和一个讲华语的环境。万一我们失去这个讲华语的环境,就算并非不可能也将很难再造这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