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重视人力资本是新加坡成功之道

新加坡一向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我们的基本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的潜力和能力。我们帮助每个公民提升自己,并广泛分享进步的好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大大改善了所有新加坡人的生活。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住房、公共卫生、识字率和经济发展的水平都很低。在每一批儿童中,仅有不到一半的人接受过小学教育。许多国人住在贫民窟和乡村。卫生条件差,经常爆发霍乱,结核病也很普遍。战后婴儿潮和人口暴涨给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在1960年代初,新加坡的竹脚妇幼医院接生的婴儿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妇产医院。

政府迫切需要控制局面。我们推出公共房屋应急计划,每年兴建数万个建屋局组屋单位。我们在全岛建造学校,并实行双班制(上午和下午),以充分利用基础设施。我们通过接种疫苗和推行学校喝牛奶计划,改善了妇幼的健康。到了1970年代,我们已经为每个人实现了一个新的基线,并且可以采取下一步措施,进一步提高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水平。

推陈出新的教育制度

尽管那时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上学,但教育成效却很差。辍学率很高。无论学生是否通过考试,他们都会升班。有些人在离校时几乎是文盲,不会说官方语言,也没有为就业市场做好准备。新加坡武装部队甚至不得不成立专门的“福建排”,以管理和训练只会说福建话的服役人员。

起初,学生在四种不同的语文源流中学习。渐渐地,我们将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英语成为共同的教学媒介,母语则作为第二语言。

从1980年左右开始,我们开始了重大的教育改革。这方面的总设计师是曾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博士。他从国防部请来系统工程师,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他引入以能力为基础的分流制度,并改进课程,以加强基础语言、数学和科学教育。如今在海外备受推崇的“新加坡数学教学法”则是于1983年推出。

我们扩展了中学后教育,大量投资于理工学院和职业专科学院的校园和课程。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找到有生产力、高收入的工作。因此,我们避免了一些国家所面对的毕业生失业率高的问题,这些国家没有考虑到就业机会,就大幅扩大了大学教育。

这些改革持续了大约10年到15年。然而,到了1990年代,学校制度已明显变得过于集中、僵化和专业性不足。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轮改革。

首先,我们配合教育制度,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升学途径。我们在中学为那些不擅长学术科目,更适合技术教育的学生设立普通(工艺)源流(Normal Technical)。这使大多数学生能够完成中学教育,继续接受中学后、应用型教育。

我们也鼓励学校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和专门领域,例如体育、艺术或机器人。我们创建了专门学校,如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NUS High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新科技中学(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新加坡体育学校、新加坡艺术学院,及为学习主流课程有困难的学生而设的北烁学校(NorthLight School)和圣升明径学校(Assumption Pathway School)。

第二,我们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我们大幅提高工资,以达到优秀毕业生在私人领域的收入水平。这使我们能够从每一届离校的优秀毕业生中聘请教师。

我们为处于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专业培训,并为教育官员创造不同的职业发展途径:让部门负责人和学校领导选择的“行政领导发展路线”(Leadership Track),为学科领域和课程设计专家而设的“专科发展路线”(Specialist Track),以及为对教学有天赋和热情的人提供的“专业教师发展路线”(Teaching Track)。

第三,我们加强了监督,同时赋予教育工作者更多权力。我们把学校分成群组,每个校群由一名治校经验丰富的督导统领。我们迅速提拔有才能的学校领导,培养了一批年轻、有活力的校长,并给予他们资源和决策权力。例如,学校可以雇用额外的工作人员、资助增益活动或津贴学习之旅,并使自己以不同的强项和重点领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我们的口号是“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学校都一样,或拥有相同背景的学生。但每一所学校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也拥有能以自己的方式做好教学工作的优秀师资和资源。

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也是如此,早年的贫民窟清理和大力推行公共住屋计划,使我们的公共卫生能达到基本水平。此后,我们专注于提高质量,同时确保财务的可持续性。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医疗补贴,但医疗从来都不是免费的。事实上,为了防止浪费,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59年首次当选时所做的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对药物收取少量费用。

我们关注医疗保健的供求。在需求方面,除了国家的拨款外,我们坚持每个人为自己负责的基本原则。我们试图避免像英国或美国那样,完全依靠税收,或以保险为基础、使用时免费的制度所带来的弊端。1984年,我们推出了可用于住院治疗的强制性个人医疗储蓄——保健储蓄(Medisave)。之后,我们推行了作为重病保险的终身健保(MediShield Life)和作为长期残疾保险的终身护保(CareShield Life),这些保险计划的保费都是从保健储蓄中扣除。我们还设立了保健基金(MediFund),这是一个安全网,帮助那些尽管有这些计划,但仍难以支付医药费的病人。

在供应方面,我们重组了政府医院,以加强财政纪律,而又不以盈利为导向。医院过去隶属政府部门,对运营成本并不了解。我们把它们改造为“重组医院”(restructured hospitals):自主、非盈利的实体,仍归政府所有,但需要平衡预算。虽然有私人医院,但由于在四名住院病人中,就有三名是在公共医院留医,因此政府仍保有对医疗保健业的强大影响力。

近年来,我们还为那些需要长时间住院,但无需高科技、专科医疗服务的病人提供疗后护理(step-down care),特别是兴建社区医院。我们的基层医疗护理网络(Primary Care Network)包括遍布全岛的多家政府综合诊疗所,以及私人普通科医生诊疗所,它们所看的门诊病人占了很大比例。社保援助计划(CHAS)现在通过私人医生为门诊病人提供津贴,尤其是在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方面。

我们的婴儿死亡率现在是每1000名活产婴儿中,有2.2名夭折,而男性预期寿命为80.9岁,女性是85.5岁,位居世界前列。我们的国家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6%,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我们把公共和私人医疗保健结合在一起,以负担得起的费用提供了良好的保健成果。

未来的挑战

新加坡在世界银行的“人力资本指数”排行榜上名列榜首,但我们不会就此停下脚步。我们必须继续改进我们的政策,以支持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和国人的期望。在教育方面,这包括从小就开始,改善学前教育,使其更容易负担,让所有孩子都能有一个更平等的起跑点。我们需减轻考试压力和学校的过度竞争,强调品格、价值观,以及团队合作、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欣赏等软技能的培养。我们正在对终身学习进行投资,并建立将在工作生涯中不断再受训视为个人责任的心态。

至于医疗保健,随着医疗科学的发展,会出现昂贵的新治疗方法和个性化药物,一个挑战便是确保医疗成本维持在负担得起的范围。另一个挑战是管理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脏病。我们还必须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这将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如医院、养老院和人力方面。

我们的工作从未完成,因为将有新的水平要达到,更高的期望要实现。但是,我们可以为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的目标是改善全体新加坡人的生活。通过对人民的投资,我们使公民能够掌控他们的生活,思考他们的未来,并决定他们想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什么。这是我们共同取得进步的途径。

李显龙是新加坡总理,本文是他的署名文章

黄金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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