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佛朗哥:马拉维之后:亚细安应更广泛合作

马拉维市战役结束将近一年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棉兰老岛实施的戒严令,并没有完全消除其他亲伊斯兰国组织所构成的威胁。马尼拉仍在努力克服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所面对的挑战。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Bangsamoro Islamic Freedom Fighters)的成员,在北哥打巴托省(North Cotabato)、苏丹库达拉省(Sultan Kudarat)和南哥打巴托省(South Cotabato)发动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凸显了“动态军事手段”方面的漏洞。

在马拉维爆发战斗时,亚细安迅速采取了行动。新加坡是最早向这个陷入困境的城市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则在边境展开三方联合巡逻,以防止武装冲突的蔓延。除了处理马拉维围城战所带来的影响外,东南亚国家还在打击暴力极端组织的情报分享方面密切合作。亚细安各国国防部长一直在讨论设立“我们的眼睛”计划(Our Eyes Initiative,简称OEI),该计划旨在使现有的情报共享机制进一步制度化。

赢得战役结束后的战争

从摩苏尔到马拉维,对于关注冲突后局势的人来说,赢得战役结束后的战争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调。已化成一片废墟的马拉维商业中心,是暴力极端主义造成长期破坏的证明。在马拉维,数十座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被夷为平地,危及该市作为菲律宾伊斯兰学习中心的地位。

拖延马拉维的重建只会滋长怨恨,并成为未来恐怖主义叙事的根源。马巫德组织(Maute)及其亲伊斯兰国支持者在马拉维的军事失败,只是重建该市的第一步。

在马拉维之战期间,菲律宾军方的情报行动为其作战行动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对抗网上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能使亲伊斯兰国组织无法完全控制信息空间。通过与主要社交媒体公司和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可系统性地删除有害内容。

对抗其他极端主义的实践共同体

随着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实践共同体”(communities of practice)的形成,在安全部门、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的利益攸关方,都认识到所面对的政策环境之复杂。除了所谓的“伊斯兰国”和“卡伊达”(Al Qaeda)等其他死灰复燃的组织所发动的暴力活动外,各国内部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可能催生其他潜在的“极端主义”。

这在持续受到宗派暴力冲突影响的亚细安很是明显。从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到分离主义组织,这些暴力事件所涉行为者广泛。

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更多应放在之前不被视为安全议题的数码素养,以及公众教育计划,而不是拘泥于“反叙述”(counter-narratives)方法。东南亚青年仍然容易被暴力极端主义组织招募。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年轻人中尤其如此),可能会带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之外的好处。有助于防范暴力意识形态的生活技能,在减轻敌方蓄意的网络谎言或信息操作的影响方面也有作用。

不幸的是,在采取全面办法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上,亚细安各成员国的能力参差不齐。要弥合各国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一种方法是通过诸如今年10月在新加坡举行,由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RSIS)和政府主办的反恐研讨会等活动,分享经验教训,找出安全漏洞。

各国联合发起倡议,可推动亚细安建立一个坚韧、网络式的人民共同体。亚细安在促进1.5轨(Track 1.5)和二轨(Track 2)倡议方面的长期成就,意味着它不必另起炉灶,就能汇集所有国家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努力。公民社会组织对“当地的实况”有更好的了解,而各国则拥有资源,可以制订为各方所能接受的对抗暴力极端主义方案。

除了使弱势群体免受暴力极端主义影响的上游努力外,亚细安还可以帮助棉兰老岛实现必要的生活质量改善。最近签署的《摩洛自治区组织法》(Bangsamoro Organic Law,简称BOL),有望给菲律宾的穆斯林带来有意义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BOL的成功取决于地方民选官员能否带头为其社区带来进步。

鉴于棉兰老岛地方治理水平参差不齐,亚细安可以通过重点实施能力建设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当然,解决棉兰老岛冲突的社会经济根源,是一个长期任务。然而,它所带来的好处,远大于把被暴力极端分子利用来推动激进活动的这些仇恨根源连根拔起。

即使在整个东南亚的非安全问题上,积累促进善政的宝贵经验也能带来益处。经济和政治发展造就了更牢固的社区纽带。这将有助于遏制日益抬头的民粹主义政治,以及它在各国内部滋生的不包容现象。

多边安全机制应视为全面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开始。在整个亚细安,不乏国家或非国家实体,或两者在全国推行的最佳方案。挑战在于根据当地条件调整一个国家行之有效的方法,让它能为另一个国家所采用。

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敌人正在不断演变,他们试图利用新兴技术,建立自己的非法网络。各国及其伙伴,无论是科技公司还是公民社会组织,都需要更快地做出应变。亲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在马拉维所造成的破坏便是前车之鉴,它说明了当冲突的驱动因素未得到系统性的解决,而安全机构变得自满时,就会发生此类事件。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卓越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原载研究院电子刊物《RSIS评论》。黄金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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