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并不想一竿子打翻这位仍然受到多数台南民众认可的政治人物。我甚至认为，位居形象最好的政治人物之列的参选人，如果在遭受此类质疑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得到真正受到信任的权威的检视或背书，无法洗刷清白，就必然鼓励选举过程的向下沉沦。这个问题从美国特朗普不断提出“假新闻”议题就可见一斑，可见这已是民主制度所必须严肃面对的一大议题。
倘若一个民主制度下的社会，只是不断用放大镜检视政治人物，但却未能给予这些政治人物足够的报偿，很难想像顶尖的人才会投身政治，其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留在政治场域中的将主要是哗众取宠、谄颜媚世之辈。由于对政治人物的犬儒心态，可能导致民主走向失败，我宁可给黄伟哲、郑文灿、林佳龙、韩国瑜等蓝绿参选人多一点余地。
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内生困境的默认。由于政治是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最高层的政治甚至就是争取成为实质的“主权者”本人，因此一个国家应当要能使最有能力的人，成为最顶尖的政治人物。无论是所谓的专制或民主，能够有效甄拔“接班人”的体制，更能够维系体制的正当性与长期的活力。然而，民主制度产生的领导人，常不得不对金主礼让三分，对此犬儒以对，或穷追猛打，其实无济于事。
要改变这种现象，除了舆论与反对势力的监督，还得有些特殊的制度设计。例如1996年8月民进党资金见底，党工拿不到薪水，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求见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两人同意尽快通过政党补助条例。到了当年底条例通过，此后民进党每年可从政府领取大约1亿元新台币(约440万新元)的补助，至少党工的薪水有了着落。当时的国民党不差这一点钱，不过这两年被完全执政的民进党“抄家”之后，这个政党补助对国民党就也变得很重要了。
顺带一说，当年9月份民进党党工拿到薪水了，但不是靠国库的补助，而是靠许信良四处募款，甚至变卖家产。当时我认识一些民进党党工，虽有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却愿以低薪在民进党做卑微的工作。过去的民进党有许多充满理想的人，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以实现他们对台湾的理想。那时的民进党也非常具有包容性，各种言论都还可见容于党内。
但是这个党在2000年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却容不下许多抱有理想的前任党主席。在此前后，包括许信良、施明德与林义雄纷纷退党，令人悲叹。陈水扁时期出现大规模买官卖官，近年在陈菊为首的高雄市政府，也传出多起政务官员的贪腐丑闻，相关现象令人不忍闻问。
另一方面，因为国民党已经被“抄家”，“礼”失求诸“野”，党主席的独断权力不复见，这才有了“民主”的国民党。民进党执政后腐败堕落，国民党则在中央失去分配资源的力量后，转型为政治人物实力导向，这就是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得以崛起的背景。
韩国瑜提出一个“五百万人的高雄”的愿景，遭到对手陈其迈的耻笑。被称为“台独理论大师”的林浊水，指出这得让高雄成为“特区”才行。林浊水也是在耻笑韩国瑜，不过究竟是追求台独可笑，还是让高雄人口从不到300万成长到500万可笑？却是值得思考的。
追求民主的政党变成贪腐的政党，分崩离析的威权政党却变成了民主的政党，这是台湾的一大政治现象。这两个政党现在虽然都有具魅力的领导人，但也都有大量贪腐的政治人物，也都被多数台湾选民所唾弃，看不出来有什么带领台湾提升的可能。
“民主”本身不足以解决一个社会的问题，台湾还需要正确的政策与有力的执行。比起追求台独，把地方政府“特区化”，让高雄向香港、新加坡、深圳等看齐，也许对台湾更好。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