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瞿骏
五四运动在地方的展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新文化的“下行”，另一个方面是地方读书人如何“到手”新文化。
就新文化的“下行”来说，其最重要的渠道有四个:阅读报刊、听取演说、地方演剧和阅读新书。从阅读报刊说，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地方读书人如饥似渴阅读新文化报刊的“读者文化”，而这种“读者文化”的形成和当时报刊之间的“互联”关系紧密。《新潮》、《少年中国》、《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等均在广告页上会出现彼此的出版、内容讯息。《新青年》（北京）、《时事新报》（上海）、《解放与改造》（上海）、《黑潮》（上海）、《新教育》（上海）、《心声》（河南）、《江西教育行政月报》、《湖南教育月刊》等报刊也已形成了中心报刊和中心报刊，中心报刊和地方报刊间互做广告，互帮宣传的网络，
第二种渠道是听取演说。20世纪初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有声的中国”。在五四时期，一方面，杜威、罗素、胡适、蒋梦麟等新文化著名人物常到各地演讲，反响热烈。另一方面自1915年起，特别是1919年后地方上反日爱国的集体行动此起彼伏，各处的市镇、乡村学校受到上海、长沙等大城市罢学、罢市、罢工的影响，也纷纷组织各种演讲团赴村镇演讲。这类演讲团多由学校教师、学生充当讲者，聆听演讲者少则数十众，多的往往能至三四百众。
第三种渠道是地方演剧，据顾仲彝回忆1919年他是浙江嘉兴秀州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们组织了一个爱国剧团，排演了《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打倒卖国贼》等剧目。这些剧目仿照当时流行的海上“文明戏”形式，往往不编台词，很多即兴发挥，取得了极佳的宣传效果。
最后一种渠道则是阅读新书，在新文化“下行”的视野里，地方读书人究竟在读什么样的“新书”，从这些新书中他们接受和理解的是怎样的“新文化”是个关键问题。胡适在为《胡适文选》作的序言中就指出：三集《胡适文存》约有一百四五十万字，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也不是他们能全读的了。
这段话说明《胡适文存》无论是其阅读量还是其定价均可能不是地方读书人所容易承受的。而且中学生在胡适眼中已属“不能全读”之列，更遑论地方上那些高小或初小毕业的青年。他们一定有“其它读物”来接触新文化。那么这些“其它读物”是什么呢？
有新人物自己创作的小册子和小丛书。亦有那些跟随时风的出版机构匆忙“合成”的新书。周作人即指出：“中国出版界的习惯，专会趁时风，每遇一种新题目的发现，大家还在着手研究的时候，上海滩上却产出了许多书本，东一本大观，西一本全书，名目未始不好看，其实多是杜撰杂凑的东西”。
那么做“合成新书”的出版机构有哪些呢？新文化书社、亚东书局、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均是善于把握时风的出版机构，正是它们大量出版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康白情等代表“新文化”大家作品的选本、编本、辑本和节本。
在大量选本、编本、辑本和节本出版的同时。北京政府也在为新文化的“下行”推波助澜。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通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教材改语体文，两年内小学全部教科书改为语体文，同年又令至1922年中学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这些通令的意义按照胡适的说法是“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正是有北京政府强令推动语体文、国语、国音等“新文化”的契机，同时语体文、国语、国音等“到底是什么”其实漫无标准。前述机构亦出版了诸如《白话文范》、《近世文选》、《国语文选》、《国语文类选》、《白话文做法》、《白话文规范》等适应政府“部令”需要的书。
就地方读书人如何“到手”新文化来说。我们先来看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苏州甪直古镇。甪直古镇虽然不太起眼，但五四时期那里却能设立《新潮》杂志的代卖点。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说五四运动的影响极其深远，范围已到达偏僻的水乡古镇。但这故事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新潮》杂志曾交代它各个代卖点的位置。属于“镇”这个层次的只有甪直这一处，苏州地区其它《新潮》代卖点都在苏州城内。因此在古镇能设立代卖点，并不是因为杂志真的已经能通过市场销售网络传递至甪直。北京大学的《新潮》能让小镇上的读书人到手和两个具体人物密切相关，他们就是叶圣陶与顾颉刚。
叶圣陶与顾颉刚是从幼年就开始交谊的挚友，顾颉刚则是北京大学新潮社的骨干成员。通过顾颉刚的介绍叶圣陶向《新潮》投稿，并在1918年底加入了新潮社。而从1917年3月开始，叶圣陶任教于甪直镇上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正是通过在甪直的叶圣陶、时常在苏州的顾颉刚与在北京大学的新潮社连接，《新潮》杂志才有了在小镇传播，让当地读书人“到手”的可能性。但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申报》等在各地已成熟的市场销售网络相比，这种由私人关系维持的“点对点”传播方式并不具有持久性，一旦叶圣陶离开了甪直，则《新潮》在那里就再无踪迹了。
第二个故事关于钱穆与梁启超。1925年12月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出版，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穆的《论语要略》。对读两书我们会发现钱穆书有不少地方对着梁书在讲，不少地方顺着梁书在讲，还有不少地方参考梁书。但两书又同时出版，这是何故呢？缘由在梁书正式出版前早已有以《群书概要》为题目的讲义本和讲义材料的经年传播，连边远省份云南也有流传。因此从新文化“到手”的角度，对一个读者来说出版本、讲义本和讲义材料是在同等位置上的，我们若不去仔细追索那些仍然存世的讲义本、讲义材料，而仅是以容易获得的出版本为研究对象，不少问题就难以解释清楚。
第三个故事和著名学者金克木的回忆有关。金克木生于1912年，1919年不过7岁，1925年才13岁。但他却自认是一个“五四青年”，这种认同的形成和金克木的一段下乡经历相联系。据金克木说：1927年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家里把他送下乡到亲戚家暂住，躲避兵灾。在乡下金氏遇见了一个从县城教会中学回来的学生，名叫“警钟”。正是在“警钟”家里他读到了《新青年》一至五卷的合订本，是“警钟”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据金克木说：当时他已经读过不少书，可是串连不起来。这五卷《新青年》正好是一步一步从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展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过程。看完后，他又和警钟多次讨论。回城时金克木感到了巨大的变化，和出城时相比“成为了两个人”。
综观这三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地方读书人对新文化的“到手”并非如以往想象的那么“顺理成章”。它来自于个人的独特机缘，经常有出乎意料的途径，更有超乎想象的时间落差和讯息完整度的落差。金克木的经历说明直到1927年一些读书人才有了完整“到手”前五卷《新青年》的可能性，能把这一个“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的过程看得相对通透。而前数年不少地方读书人甚至大都市里的读书人不少只能零敲碎打，断断续续地阅读《新青年》和其它日后耳熟能详的报刊。
而且报刊随着时间推移从零散到完整只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报刊随着时间推移从相对完整到零散直至消失。像五四著名刊物《星期评论》在其出版期间深受读者欢迎，销量在江浙地区经常排在《新青年》之前。因此在1920年6月停刊后，很多人希望它再版，不过终究未能实现。
这些五四的即时情形都提示我们，现在读者在阅览室、电脑上、手机上一期接续一期翻阅《新青年》的方式与金克木的阅读方式较为接近，而与真正在五四前后那几年读《新青年》之人的方式已相差太远。我们经常以为鲁迅的《阿Q正传》是很多人都读过的，阿Q代表何种类型人物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其实在1920年代不少地方读书人并未读过，读过也不知道如何去分析这一人物，需要他们详加询问报刊和报刊编者做仔细回复与细密解释。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寻找五四读书人即时的阅读方式、“不知道”的状态和浸染于时代氛围中的认知感受。具体在：
第一，重视地方读书人新文化到手的“条件”。这些“条件”除了前文已述的个人机缘、获得途径和各种时间与讯息完整度的落差外，还包括经济能力、交通状况、商业布局、学风偏好、生活习惯、阅读速度、沟通方式等等，其中尤其要意识到重视“条件”经常不是去看到他们到手新文化的“便利”，而是发现他们到手新文化的“限制”。比如对“五四运动”历史的掌握，地方读书人常常会遭遇无从了解的困境，1923年有人写信到《学生杂志》就说：“我以前每到书坊，要买一种关于‘五·四运动’的详细情形的书，却都没有买到。现在恰巧有一篇朱文叔先生做的《五·四运动史》，我真侥幸极了！但不知道这书的发售处是什么地方和什么书局，以及定价若干？请先生把这书详细地介绍出来，我真感激得很呢”！其实朱文叔的《五·四运动史》是一篇文章，而不是一本著作，这位地方读书人的提问大部分属于“无的放矢”，但这正说明他们在地方上必须穿透重重迷雾，才能获得零星半点的可怜讯息，很多时候还是不准确的，何况穿透迷雾本身就已困难重重。
第二，虽然地方读书人“到手”新文化有很多限制，但却不必将他们的“到手”过程看作一个简单的获取过程，而是应看作一个努力“再创造”的过程。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观察他们对于新文化的模仿、攀附、重组和改写。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长之幼年读书时会把叶圣陶发表在《儿童世界》上的童话“分别撕裂下来，另订为一册”，再用其中一篇《玫瑰和金鱼》作为自编新本的题目。这种私人自编“叶绍钧童话选本”的出现要早于1923年叶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结集名作《稻草人》，它或许正代表着一种不再定于《稻草人》一尊的五四儿童新文化的“再创造”。进而言之，这种“再创造”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令“五四运动”具有了高低错落的多个声部，它亦能催生和重构对于“近代中国”、“明清时代”乃至“中国传统”的全新理解。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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