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文:“五四”一百周年的反思

一百年前,中国处于如此衰弱的态势,她对不公的申诉被列强忽视。1917年,出于收复被德国夺走的山东地盘的希望,中国加入盟军三国协约的抗德战事。由14万人组成的中国劳工旅被送往欧洲。德国于1918年被打败后,凡尔赛和约本答应将这些地盘归还中国,但却在其他战胜国的同意下,转让给日本接管。日本有往中国大陆扩张的意图。早在1915年,日本就曾向中国提出臭名昭彰的“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愤愤不平。在许多中国城市与海外华人社区里,知识分子、学生与工人们举行抗议活动。北京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们在5月4日召开了第一场集会。从这些抗议活动中,涌现了摆脱封建思想并推崇科学发展的集体决心。一个深刻的政治转型是必要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帝国制度,但应该用什么取代仍争论不休。“赛先生”显然必不可少。但究竟谁是“德先生”?左派人士方面,新文化运动坚信应该将儒家思想与行为连根拔起。陈独秀和李大钊随后在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右派方面,则试图改良,而非摧毁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遗产,蒋介石在30年代推动的新生活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相反,并受到国民党原则上的支持。一个追求革命;另一个提倡逐步改良,但双方都一致寻求对抗西方与日本的帝国主义。

中国仍要经历六十载的战争与革命,直到邓小平在1978年才将国家引入改革开放的轨道。日本于1945年战败后,中国陷入了内战。毛泽东在1949年再次统一国家(台湾除外)后,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难。紧接着,一如黑白电影转用彩色印片法,世界惊愕地见证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蜕变。

一百年前,中国人照镜子,明白了为何世界轻视他们;一百年后,中国人应该再照照镜子,并反思世界今天如何看待他们。

一个巨大的差别是,曾被其他列强唾弃的中国,如今正越来越被其中一些国家畏惧。这是戏剧性的转变。如果“五四”的百年遗训是不断强调抵抗外国人,那将是错误的。中国一百年前强烈的民族主义是正确的,因为那是自卫。但今天所需要的不是紧握的双拳而是友谊的双手。中国可以做出这个改变,因为它强大,且会变得更强。

日本入侵中国导致了自我摧毁。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协助下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它如今渴望再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中日之间的关系改善对整个亚洲有益。许多参与“五四”的先驱都曾在日本生活并受其现代化启发,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郭沫若。领头推翻清朝皇帝的孙中山也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的蹂躏使日本惊慌,他快马加鞭地推动现代化,以避免遭遇与中国相同的命运。这一方面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回应,另一方面是自己的选择。日本明治天皇成为了扩张主义者并参与瓜分中国。那段历史导致在中国大陆的长久战争、太平洋战争、广岛与长崎的恐怖,以及对美国俯首帖耳的一个时代。在日本的行动引发“五四”的一百年后,中日关系如今翻开了新的、较乐观的一章。日本政府最近表示,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在10月以贵宾身份出席新令和时代德仁天皇的即位仪式,德仁天皇想必之后也会访华。然而,中国必须接受,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

中美关系更为复杂,美国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它在世界上长期据有的优越地位。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不同,中国不仅被视为一个军事与意识形态威胁,而也越来越被视为是经济与科技威胁。在过去的两到三年里,反华情绪突然凝聚,很多人现在在讨论修昔底德陷阱以及战争的可能。中国必须深思如何应对美国的反应。中国日益剧增的自信决不能成为轻视他国恐惧的自满。一百年前在衰弱中的反抗是必要的;强大后的傲慢则会导致悲剧。美国正在一系列问题上找中国的麻烦。然而,美国的咆哮暴露了对自己现状的某种焦虑。

中国不该忘记,在西方列强当中,美国当年对中国的贪婪是最低的。美国在义和团运动后不好意思接受清朝赔款,遂将其中一部分拨予资助中国学生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求学。基督教传教士建立了如燕京大学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教育与医疗学府。珍珠港事件前的几年里,美国为中国抗日提供了关键性支持。如果美国没有在珍珠港事件后参战,中国将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击败日本。邓小平于1978年访美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自此,各个领域有大量中国学生在美国受教育。美国对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贡献巨大。因此,中美之间在历史上有相当大的善意,这在“五四”百年庆时应该受到承认与重现。

对于中国的崛起,欧洲没有单一一致的回应。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控诉中国想要分裂欧洲。事实上,欧盟与欧元的强劲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与团结强大的欧洲保持密切关系有助于中美关系。这是一个不平凡的转变:“五四运动”充斥了对欧洲列强联手欺负中国的愤怒。1900年,他们一同洗劫并摧毁了圆明园。而现在,中国希望欧洲团结以成为中美之间的中介方。当然,诸如“一带一路”以及吊诡的人权等问题是存在的。然而,中国对欧洲文明及其在哲学、科学与艺术方面卓越成就的持久仰慕百年来未改变。每一个欧洲文明的板块,都有中国专家在抽取为中国发展有益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德先生”(民主)在中国社会中的恰当角色仍被争论。从古至今,所有关于欧洲的民主表现,从冰岛议会, 英国的《大宪章》和瑞士联邦,一直到现在西欧和欧盟的系统制度,都被中国用来分析其优劣之处。

中国对与欧洲文明密不可分的基督教有着千年的爱恨情结。在19世纪,基督教被视为西方对中国人的征服。当人们相信胜利者的神明是真正的神明,征服便完成了。不出所料,受到“五四”大力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拒绝儒家思想,也拒绝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征服中国人的西方思想。反叛的第一步发生在精神层面。对于激进左派而言,新生活运动与国民党对于基督教的容忍被视为他们与中国的压迫者勾结的证据。蒋介石是一名基督徒,至少在名义上。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神论是一种信仰。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恶劣也不让人意外。

然而,过去几年里,两个主要原因使中梵关系有明显进展。第一,中国变得更自信,减少了对基督教的威胁的恐惧。中国深入学习新加坡的案例,并看到基督教在华人为主的新加坡社会扮演大体正面的角色。第二,中国逐渐发现梵蒂冈并不受西方强国的指使。当中国坚持基督教必须被汉化时,梵蒂冈全心全意地答应了。诚然,基督教义中的道德原则是神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并通过我们的身份展现自己。所以,神也是中国人。随着中国与梵蒂冈去年在主教任命上达成临时协议。所有中国主教现在可以与罗马共融。终于,教皇首次访华成为了可能。

1949年后,中国人闭门造车寻求通往未来的道路。那是充满波折的旅途,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的荒诞中结束。虽然未来依旧充满不确定性,但中国广阔的前进道路在文革后已被确立。那是一个向世界开放并为其作出有机贡献的中国。在思想领域,包括人类的心灵方面,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新的创造性相遇将让人类能够面对共同的挑战,譬如核扩散,气候变化和宗教纷争。李約瑟曾形容中国对百科全书派在18世纪的深刻影响,甚至为法国大革命打下反教权基础的伏尔泰也受影响。今天很少人记得,法国精英公务服务的源头在中国。在21世纪对中国哲学传统的重新发现,会让西方思潮掀开有趣的篇章,正如中国思想家发现欧洲哲学传统,如曾经推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中西方持续性的对话将让互相受益。交流中的一些浪漫情怀应该重新捕捉,习近平最近访问意大利时便透露出这种亲密。

在印度,中国遇到了与自己相似的文明与精神。两国双双对彼此的悠久文明存有敬意。两国同样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两国都全面地应对,并正各以自己的方式恢复成为一流大国。除了1962年短暂的边境战争外(基本上被中国遗忘,但对印度而言仍是未愈的伤口),两国之间并未有什么大的纷争。然而,有一些问题需要如边境冲突一般仔细管理:巴基斯坦和达赖喇嘛。两国的双边关系中仍有相当多的不信任。对中印千年接触史的回顾,有助于缓解双方的误解和对立情绪。诚然,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那烂陀大学的复校是这个故事一部分的回顾,也会是对未来的启示。没有佛教的中国如同缺了一个颜色的画像。中国与印度在21世纪中的良好关系,将会是亚洲与世界的一大福分。

一百年以后,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新文化运动,从所有不同方向与世界重新衔接。如果中国梦不要成为一些国家的噩梦,就应当对他们的恐惧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这必须是从心出发。“五四”就是内心深处的呐喊。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继续担心西方世界的一些元素,尤其是美国,对自己仍不怀好意。中国将美国对台湾、南中国海以及新疆的政策视为刻意挑衅。虽然这种顾虑有一定的道理,但中国也应当关切的是,他国正愈加担心中国会反过来对付他们。中国现在已经强大到无法韬光隐晦了。从自己的哲学遗产取经,中国必须找到一种发出更大光芒的方式,同时避免越过强调共同利益而成为一枝独秀。《易经》提醒我们历史周而复始。那些必胜主义者往往加速自己的衰落。因此,“五四”百年庆应该呼吁中国梦成为人类全球梦的一部分。“五四”精神就是为我们共同的命运奋斗。

今晚,我非常高兴能与新加坡的北京大学校友们就“五四”发言。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北大在1898年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时期成立,但每年都会在5月4日庆祝校庆。北大的教授、学生与校友们都是理解以寻求改善中国现状这一自豪传统的传承者。

五四运动对世界各地的华裔也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他们在别国受到怎么样的对待,与中国受到怎么样的对待密不可分。在新加坡,居住在这里的华人被新文化运动强烈感召。华商机构、文化机构、学校与报刊都深受影响。在新加坡的华人在政治上也变得更为活跃。他们支持中国的抗日努力,并在二战中为此受难。战争结束后,华人与其他族裔一同努力争取独立。十年前,李慧玲鼓励我为“五四”90周年写一篇文章。在文中,我曾说“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五四”精神是新加坡精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理应也在新加坡庆祝“五四”一百周年,共享一个让世界更美好的共同中国梦。

(作者是新加坡前外长,发表于2019年5月4日)

(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主办、《联合早报》协办的“五四运动百年回顾”大型演讲会。周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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