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后“文明冲突论”的危险世界格局

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以来，华盛顿渐有若干杂音将此冲突上升到文明甚至种族冲突的高度。其理论基础来自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将爆发不同文明而非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其根源来自文化基因中的本然性差异。以中美两国之间为例，即东方儒家思想对于国家、集体、权威、等级秩序的崇尚，与西方注重个人、自由、民主间存有天然鸿沟。 因此亨廷顿认为中美间即使有经济联系，也终将因文化上的差异而分道扬镳。中华文明的衰落只是近数百年之现象，因此亨廷顿认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沉淀、文化遗产、人口规模等，都注定使之最终会寻求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目前的经济发展正是给这种潜在倾向提供了物质基础。

亨廷顿一直强调以文明类型来加以划分世界，然而现实中文明往往并不具国别间那样明确的分野，因此并不具“国家行动能力”——也即利用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组织大规模跨际力量交换的行动力。以伊斯兰文明为例，亨廷顿一直强调其与西方文明必有冲突，但就现实地缘政治而言，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却是美国长期坚定的盟友，并且依靠美国力量来制衡同信伊斯兰的伊朗。

同一文明内，尤其是当今世界伊斯文明内的国际、派系冲突之烈，造成人员伤亡之惨重，要远超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冲突的程度，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更会吸引人们的注意而已。可见某一特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统一的整体协调力与政治持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