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裕林:正视建设性政治的维续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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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之所以在政党政治和政治博弈中,得以形成建设性政治的氛围与体制文化,严格说来,始于上世纪80年代,执政党有意识的规划与规范。(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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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实而言,建设性政治难有准确无误的定义与解读。如此表述,并不是因为义理上无法做出说明,更多是因为不同政治体制的创导与维护者,各有其解读的维度与目的。因此,撇开普世价值观的争论,无疑将有助于人们对建设性政治,更多从体制繁衍中的利弊寻找答案。

作为追随英国西敏寺议会民主体制的新加坡,自1948年开启的有限度民主选举以来,可以说历经了几个重大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体制的发展具有追随西方价值理念与法则的轨迹;另一方面,又倾向本土化,展现兼容并蓄的特色。正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走过了波澜起伏的政党政治和政治博弈过程。其中尤以对抗性政治和协商性政治两个不同阶段为鲜明对照。前者表现为执政党与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斗争;后者遵循议会民主进行不同政党的政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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