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将是我在耶鲁大学教导“下一个中国”课程的第十个年头。这门课程聚焦现代中国艰巨的经济转型。它阐述的是能够躲避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打击的移动目标,而特朗普政府正把矛头对准“旧中国”(对于希望复兴“旧美国”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方便的目标)。特朗普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不连贯性,以及它们对全球经济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这种脱节状况带来的破坏稳定的副产品。
我的课程从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应对挑战的紧迫性讲起,主要重点是由此产生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如何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了四个迫切的转型要求:从出口和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日益由国内私人消费驱动的经济;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储蓄盈余转向储蓄吸收,以便为中国迅速老龄化的中产阶级急需的社会安全网提供资金;以及从进口到自主创新的转变。这些转变最终将决定中国能否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这四大转型挑战汇集在一起,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极为艰难的任务。对一个拥有混合型政治经济(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共产党和充满活力的私人领域之间的势力均衡不断变化)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平衡是非常难以拿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