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旬,在接受《人民日报》欧洲网经济栏目专访时,笔者还曾津津乐道地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前景与未来,并于稍前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港澳、日本及澳大利亚部分社会学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在不同场合进行过探讨与分析,也因此有过一些新的发现和思考。
近期在深圳、香港等地多次召开的各层级公开和非公开关于香港、深圳和香港、香港和美国、中国和美国多个会议上,相关专家特别是中国内地高校和政府背景学者及政策决策人士,几乎无一例外,均强调香港在国家发展和大湾区建设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如何解决旷日持久,每况愈下的香港现实问题开始兴趣索然,鲜有关注,要么泛泛而谈,避重就轻,总之难有新意。
国内学术界“形式主义”和境外“实用主义”形成鲜明比对。在香港乱局和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大环境下,一个新的课题似乎从学界开始萌生,渐渐从香港止暴制乱和深层问题的研究,转移到澳门特区产业结构、人口红利、国际参与及与内地合作上来,并且着重于关注在其新的历史时期其所承载的历史担当、民族责任及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调整和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