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奇:信息透明也是防治疫情重要手段

作者说,相信传媒而不是猜忌传媒、披露信息而不是遮掩信息,在应对传染性疫情上至关重要,在社会发展中也至关重要。(新华社)
作者说,相信传媒而不是猜忌传媒、披露信息而不是遮掩信息,在应对传染性疫情上至关重要,在社会发展中也至关重要。(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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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历春节,正是举国欢庆之时,却被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扩散的阴霾笼罩。在网络舆论中,除了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呼吁,对武汉市政府乃至湖北省政府的批评质疑之声也愈演愈烈。

从国家级媒体到个人自媒体,普遍认为武汉市政府乃至湖北省政府在疫情爆发早期没有做到信息透明,往小了说是信息披露严重滞后,往大了说存在瞒报事实的可能,才使得本应迅速可控的局面迅速变糟。

在学术研究上我们经常说,传媒是现代国家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因为舆论传播效果的不可控,甚至有可能导向与预想结果相反的方向,使一些主政者对传媒的忧虑总是大于对传媒的信赖,湖北政府在应对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时明显存在这种倾向。于是,舆论跟进滞后了,民众因为信息接收不畅盲目乐观了,疫情也就迅速扩散了。

在疫情防治上,我们认为医院、医生是主体,是应对病情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经常被援引,甚至也被不少医院以醒目的大字镌刻在墙壁上,“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呼?”信息的及时披露,传媒的及时播报,既能引起官方各个机构的足够重视、相互配合,也能让民众及早地自我防护,这正是《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治未病”的重要手段。

官方信息不透明,不仅会为诱发疫情扩散营造条件,还会引发进一步的恐慌。地方政府最初披露信息不及时,初衷是害怕出现社会恐慌的现象,但是在现代自媒体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不可能被完全屏蔽的。纸媒不报道,还有网络自媒体微博、微信等;文字被筛查还会有图片、视频等;公开场合不谈,还有会口耳相传、道听途说等。

一旦原来被遮掩的信息最后不得不公开,民众的感觉将不仅仅是对一件事产生质疑,还可能出现联想式思维,怀疑之后披露的真实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并为造谣、传谣创造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在疫情防治中,我们会发现各单位下发的通知中,常常会强调“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九个字,这对认真面对疫情、不引发更加恐慌的社会情绪的确重要,但必须追问的是,是地方政府的信息不透明,才让道听途说来的小道消息能够迅速扩散开来。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被各种传媒所笼罩,因而传媒也是能够最广、最快将信息传播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个人的载体,这比任何官方文件的下发、传达都快。每一个国家内部的绝大部分人,每一个国家内部的绝大部分媒体都是爱国爱人民的,这不是口号,这是常识。

当记者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采访时,他们并不是要给地方政府添乱,他们是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孟子有一句名言,叫“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今天,代表学术上所言的第四权力,实际上却并没有权力荣耀笼罩的记者,他们比高校中一些按部就班、无聊雕琢、写不痛不痒文章的所谓学者更具士大夫精神。

相信传媒而不是猜忌传媒、披露信息而不是遮掩信息,在应对传染性疫情上至关重要,在社会发展中也至关重要。但愿这次疫情真的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作者是美国罗格斯大学访问学者,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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