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不断地问我：“为什么新加坡和中国应对冠状病毒的手法不同？”我一直没敢随便乱回答，因为不想不懂装懂，最后导致自己打脸自己，更不想说一些“可防可控”的政治魔术语言来忽悠自己。更何况，武汉李文亮医生的去世，的确令人有些感性和悲伤。
我的医学知识不多，只具备一些最基础的常识而已；所以我习惯性地相信政府、相信专家（包括中国卫健委的专家），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手中有数据、脑中有方案、心中有百姓，而不只是有职位、学位和论文。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前的1月18日武汉举办“万家宴”，后来证明出了大问题。可是，新加坡洛阳宫举办的庆元宵“万人宴”，虽然曾经遭到质疑，却按计划迎风逆行。在新加坡，组织方的确是有预防措施的。当然，后续情况很多人还在静观中。
武汉封城之后，全中国确认病例和疑似病例至今早已超过6万人，湖北各地严阵以待，全中国严防死守，许多国家包机从武汉撤侨，全中国都戴上口罩，中国政府劝导百姓宅在家里“做贡献”，这其实是负责任的做法。
反观新加坡，只鼓励有病的人员戴口罩，各种聚会没有被严禁，更多的是照常进行。不过，新加坡与中国部分城市之间的一些航线被调整、暂停、取消了。
据媒体早前的统计，春节期间拟飞往新加坡的武汉人将近1万人。后来，似乎中国并没有从国外接回等量的武汉游客。估计，很多人在封城后出不去了，或者取消了行程。
这样，我们大致可以理顺一下思路：
一、疫情的源头不在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这次之所以让人感觉有点不乱不急，能沉着冷静应对，其实是要感谢中国政府对防疫投入各种资源。武汉封城、湖北几乎自闭、各个城市严防、主要疫区的航线切断，这些都是中国举国付出的巨大代价，应该得到世人的感谢才对。
当然，根据报道，新加坡第一例病患就是来自武汉的游客。可以感觉到，中国防疫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的国家卫生领域应该多多地感谢象钟南山这样一心利他的专家。那些一心利己的“专家”们当然可以继续利己；但是，他们不适合进入公共服务的领域。这一点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二、信息透明很重要。新加坡媒体对于疫情的披露是及时的、毫无保留的。公众的内心是有底的、有信心的。公众的信心同时来源于医疗系统的有效运作。遇到重大的公众事件，不是介入的人越多越好，而是足够就好、适当才好。这是人力资源合理运用策略，毋庸置疑也是一门学问。不透明，只会对少数人有利；透明，则对国家有利。中国和世界都应该感谢李文亮们的宝贵精神。
三、各类物质资源的善用很关键。人的力量很大，但是要善用到位才好；资源的力量也很大，但是不要浪费才好。新加坡570万的常住居民对口罩的需要量并不小，更何况14亿人？人与人之间的信心就是：没病就不用戴口罩。但是，如果人与人没有信心，那就得戴，毕竟自我安慰也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防疫的措施。可是，口罩要戴到什么时候？全民戴口罩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意义和快乐吗？
四、天灾不能引发人祸。面对天灾，人类应该放下一切执着和偏执。一切政治攻防都要以苍生为第一考量。试想想看，人如果被天灾灭了，人类还争执什么呢？
所谓艺高人胆大。这里的“胆”不是英雄“胡”胆，也不是个别尽力高攀者的政治魔术，而是基于政情、国情、民情所做出的理性判断，同时依靠科学、管理、疏导所做出的理性决策。平心而论，新加坡和中国最高领导层目前的防控措施都是合法、合情、合理的，都应该得到点赞。
顺便说一件往事。当年，我儿子在新加坡得水痘。新加坡的医院给了几粒白色药片，说是吃了就可以了，可以照常洗澡，没事。我一开始将信将疑；后来，我真的服了，真的很简单，真的好了。医学就是医学，很多传统的知识可能是落后、不及时的。从此，我对新加坡的医疗是有信心的，当然，偶尔看牙医也有些腹诽，那是生活的常态，不必过于纠结，不能以偏概全。人无完人，什么都有瑕疵才是常态；人不能极端，人不能自己极端还指责别人极端；人必须不停地面对困难，人必须不断地进步。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场鼠年（庚子年）的疫情或许就是人类的一次流感，会让人类增加免疫力的。这敢情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大希望。
（作者是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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