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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毅峰:新中应对冠状病毒手法为何不同?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场鼠年(庚子年)的疫情或许就是人类的一次流感,会让人类增加免疫力的。(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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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不断地问我:“为什么新加坡和中国应对冠状病毒的手法不同?”我一直没敢随便乱回答,因为不想不懂装懂,最后导致自己打脸自己,更不想说一些“可防可控”的政治魔术语言来忽悠自己。更何况,武汉李文亮医生的去世,的确令人有些感性和悲伤。

我的医学知识不多,只具备一些最基础的常识而已;所以我习惯性地相信政府、相信专家(包括中国卫健委的专家),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手中有数据、脑中有方案、心中有百姓,而不只是有职位、学位和论文。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前的1月18日武汉举办“万家宴”,后来证明出了大问题。可是,新加坡洛阳宫举办的庆元宵“万人宴”,虽然曾经遭到质疑,却按计划迎风逆行。在新加坡,组织方的确是有预防措施的。当然,后续情况很多人还在静观中。

武汉封城之后,全中国确认病例和疑似病例至今早已超过6万人,湖北各地严阵以待,全中国严防死守,许多国家包机从武汉撤侨,全中国都戴上口罩,中国政府劝导百姓宅在家里“做贡献”,这其实是负责任的做法。

反观新加坡,只鼓励有病的人员戴口罩,各种聚会没有被严禁,更多的是照常进行。不过,新加坡与中国部分城市之间的一些航线被调整、暂停、取消了。

据媒体早前的统计,春节期间拟飞往新加坡的武汉人将近1万人。后来,似乎中国并没有从国外接回等量的武汉游客。估计,很多人在封城后出不去了,或者取消了行程。

这样,我们大致可以理顺一下思路:

一、疫情的源头不在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这次之所以让人感觉有点不乱不急,能沉着冷静应对,其实是要感谢中国政府对防疫投入各种资源。武汉封城、湖北几乎自闭、各个城市严防、主要疫区的航线切断,这些都是中国举国付出的巨大代价,应该得到世人的感谢才对。

当然,根据报道,新加坡第一例病患就是来自武汉的游客。可以感觉到,中国防疫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的国家卫生领域应该多多地感谢象钟南山这样一心利他的专家。那些一心利己的“专家”们当然可以继续利己;但是,他们不适合进入公共服务的领域。这一点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二、信息透明很重要。新加坡媒体对于疫情的披露是及时的、毫无保留的。公众的内心是有底的、有信心的。公众的信心同时来源于医疗系统的有效运作。遇到重大的公众事件,不是介入的人越多越好,而是足够就好、适当才好。这是人力资源合理运用策略,毋庸置疑也是一门学问。不透明,只会对少数人有利;透明,则对国家有利。中国和世界都应该感谢李文亮们的宝贵精神。

三、各类物质资源的善用很关键。人的力量很大,但是要善用到位才好;资源的力量也很大,但是不要浪费才好。新加坡570万的常住居民对口罩的需要量并不小,更何况14亿人?人与人之间的信心就是:没病就不用戴口罩。但是,如果人与人没有信心,那就得戴,毕竟自我安慰也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防疫的措施。可是,口罩要戴到什么时候?全民戴口罩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意义和快乐吗?

四、天灾不能引发人祸。面对天灾,人类应该放下一切执着和偏执。一切政治攻防都要以苍生为第一考量。试想想看,人如果被天灾灭了,人类还争执什么呢?

所谓艺高人胆大。这里的“胆”不是英雄“胡”胆,也不是个别尽力高攀者的政治魔术,而是基于政情、国情、民情所做出的理性判断,同时依靠科学、管理、疏导所做出的理性决策。平心而论,新加坡和中国最高领导层目前的防控措施都是合法、合情、合理的,都应该得到点赞。

顺便说一件往事。当年,我儿子在新加坡得水痘。新加坡的医院给了几粒白色药片,说是吃了就可以了,可以照常洗澡,没事。我一开始将信将疑;后来,我真的服了,真的很简单,真的好了。医学就是医学,很多传统的知识可能是落后、不及时的。从此,我对新加坡的医疗是有信心的,当然,偶尔看牙医也有些腹诽,那是生活的常态,不必过于纠结,不能以偏概全。人无完人,什么都有瑕疵才是常态;人不能极端,人不能自己极端还指责别人极端;人必须不停地面对困难,人必须不断地进步。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场鼠年(庚子年)的疫情或许就是人类的一次流感,会让人类增加免疫力的。这敢情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大希望。

(作者是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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