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冠病引发的集权和分权之争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发生和扩散，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治理体制的大争论。

在一端，人们对中国举国体制的有效性感到惊讶，认为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作如此大规模的举国动员来应付大规模的疫情。另一端，很多人把疫情扩散的根源指向中国的集权制度，尤其是近年来中央政府所实施的有效集权，认为无论是地方政府早期对疫情的瞒报、抗疫不力还是过度的言论控制，或者社会力量缺少有效的参与，全都是体制所造成的。疫情的大规模扩散表明中国治理体制的失败。

争论的焦点无疑就是集权和分权。但如果深入考察中国治理体制的运作，无论是赞成集权的体制还是赞成分权的体制，很多观点实际上都有待斟酌。就疫情而言，首先须强调的是病毒的出现与体制没有直接的关系。古今中外，任何体制下都会出现病毒，病毒的传播不分国家、国界和种族，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与病毒斗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