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羽:防疫手段与意识形态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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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中国暴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封城、建立方舱医院等一系列措施,疫情目前初步得到控制。(路透社)
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中国暴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封城、建立方舱医院等一系列措施,疫情目前初步得到控制。(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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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中国暴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封城、建立方舱医院等一系列措施,疫情目前初步得到控制。疫情的焦点则转移到其他国家,韩国、日本、意大利和伊朗都出现了激增的感染病例,社区感染似乎不可避免。


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蔓延趋势。要不要学习中国的防疫手段,成了一些国家讨论的要点。《纽约时报》评论说:“民主国家不会采用封城等这些侵犯个人权利的手段”“民主国家在对抗流行疾病方面具有制度优势”。果真如此吗?


抛开政治制度不谈,流行病学上控制传染性疾病的经典理论是“关键三部分”: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在病情暴发初期,在疾病的传染力相对较强、缺乏有效治疗药物及防疫疫苗、传播途径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控制传染源似乎是不得已的唯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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