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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骏:美国抗疫作战的智利阴影

抗疫作战成败考验的不只是特朗普,也考验美国的民主。(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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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疫情席卷全球之际,美国《大西洋月刊》刊发了一篇题为《传染病前不存在自由主义》(There Are No Libertarians in an Epidemic)的文章,介绍了3月10日共和党人在集会提出的“美利坚对社会主义”(America vs. Socialism)大选主轴,并指社会主义如同重症,显然意图在民主党拜登招揽对手桑德斯的支持者之际,把社会主义的标签贴在他们头上。

3月13日,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此举为各州、地方和海外属地提供至多5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3月18日,特朗普甚至宣布将启动1950年韩战时期颁布的《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此举将有利于总统要求美国企业加快口罩、呼吸器和其他必要设备的生产。

3月15日晚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因不开放现场观众,地点从原来的亚利桑那州改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华府录影厂。辩论中桑德斯警告,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影响堪比二次大战。

桑德斯对特朗普在该议题的质疑重点在于,因为“资源患寡,而分配患不均”,故资源“能不能、应不应该”进行公平的分配,部分属于意识型态的争议,但“如何”分配得比现在“更公平”,则是落实社会正义和世代正义的政治大哉问。

尽管桑德斯面临退选的压力日增,但自2016年参与初选以来,他的民调支持率便居高不下,在青年及拉丁裔族群的支持率更高达八成。纵然主流政论往往将其政策归类为极端左派的异端邪说,冷嘲热讽者也所在多有,但种种迹象显示,桑德斯早非小众的政治人物,左派思潮或已在美国渐成气候。

问题是,冷战时期曾对左派思想嗤之以鼻、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为何会开始接纳社会主义的教条,并促使桑德斯成为民意市场的一方之霸?

以冷战时期的拉丁美洲为例,美国因无法容忍智利在1970年选出了拉美大陆第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皮诺契(Augusto Pinochet)因此能够华府的支持下,在1973年9月成功发动政变。

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因此成为智利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总设计师。然而,智利从去年底延续至今尚未平息的动乱,不仅有助于了解美国为何会开始接纳社会主义,更可预见特朗普政府抗疫方针的可能后果。

智利动乱根源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波利(Monica de Bolle)认为,2019年拉丁美洲暴发连锁性社会动乱,最佳的解释是“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

2012年过世的政治经济学家赫绪曼(Albert O. Hirschman)于1972年提出的“隧道效应”,是指在某种条件下人们不致因别人捷足先登而愤怒,但如果长时间未能移动,就可能会转而变得不耐烦甚至愤怒了。

赫绪曼认为,当国民处于经济增长的环境中,会产生对自身收入增加的预期,这长期的美好远景填补了对短期失落的空虚和愤怒。“只要‘隧道效应’持续,每个人都认为会更好,但其容忍是有期限的。如果贫富差距未如预期缩小,有可能酿成为灾难。”

波士顿大学教授海涅(Jorge Heine)认为,引发智利动乱的原因之一是“公共挫折感”(public frustration),而罪魁祸首就是从1980年底建立的私有化的退休金制度。这得先从弗里德曼1970年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自身的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的文章说起。

弗里德曼在那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指出,企业经营者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股东获取最大的利益,执行长不该为“提供工作、消除歧视或避免污染环境”而操心。公司的高阶主管没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只是股东雇用的员工。如果他们在闲暇时用自己的钱做慈善工作,那是没问题的,但在工作时,他们必须责无旁贷地为股东获取最大利益。他甚至认为,那些为员工与社会操心的执行长是在“鼓吹纯粹的社会主义”。 

1981年起,智利军政府对养老金制度进行私有化改革,尽管改革具有积极意义,但仍存在覆盖面小、管理成本高等问题。养老金私有化建立之初,宣称参保者可领到退休前薪资的70%(替代率),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17年的替代率未达40%,低于OECD国家平均的58.7%。以2018年平均值为例,男性可领到15万披索(约200美元),女性可领到11万披索,仅为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

由于养老金过低引发的强烈“相对剥夺感”,为2019年动乱原因之一,因此总统皮涅拉于2020年1月15日承诺将提出养老金改革方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理学教授戴蒙(Jared Diamond)于1997年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试图以近1万3000年来的人类历史,解释为何欧亚文明最终可以存活下来,并战胜其他文明。

作者发现四个与环境有关的因素,第一是有充足资源的环境,第二是在驯化动植物种类的差别,第三是南北轴或东西轴的发展。第四点是人口群聚之后会开始有流行疾病,这些疾病常在猪、羊、牛身上找到类似的病原体。欧洲的殖民者到美洲、非洲的殖民地时,将这些病菌带过去,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

戴蒙认为,人类社会中权利与技术的歧异,无法反映文化或种族上的差异,而是来自于被各种不同“正回馈循环”(positive feedback)扩大的环境差异。令人遗憾的是,《纽约时报》3月16日在“解析”(The Interpreter)专栏指出,“随著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它似乎正在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最严峻问题——经济不平等,形成一种毁灭性的回馈圈”(devastating feedback loop)。

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书中曾指出:“一个民主国家是否能够继续存活,关键不在于它所遭遇问题的大小,甚至不在于它是否有能力解决那些问题。关键在于,民主国家的领袖如何面对他们无能解决的重大国家问题。”

抗疫作战成败考验的不只是特朗普,也考验美国的民主。

(作者是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国贸系教授兼拉美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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