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在中国暴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如今已蔓延到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成为全球性传染病，不仅威胁整个人类的健康与生命安全，而且重创了全球市场经济和跨国界的人员交往。
而各国政府在面对迅速扩散的疫情时，首先想到的是隔离和封锁国界，这当然对控制疫情有重要作用。
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性大流行是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锁国等自救措施不应当成为阻碍国际抗疫合作的因素和借口。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可以是物理和地理上的，而不应当是心理层面的。
和人类面临的其他共同挑战（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一样，全球性流行病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与努力来全面抑制，以邻为壑的短视做法，不仅不能根本缓解本国的疫情，而且可能毒化国际环境，造成国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危害全球经济整合的进一步发展。
早在1851年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在巴黎召开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关注建立国际机制和国际合作，对于控制传染病在全球传播和促进人类健康的重要性。19世纪的最后十年，控制霍乱和鼠疫的国际公约开始成型。20世纪初，有关公共卫生的跨国组织相继建立。
二战以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成立了世界卫生组织，并在抗击霍乱、鼠疫、天花和黄热病等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大会以及一系列相关国际卫生规章，成为国际社会开展公共卫生和抗疫合作的重要制度保证和平台。
进入21世纪，世界卫生组织继续在抗击沙斯疫情、爱之病、伊波拉病毒等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与协调作用。没有这些国际公共卫生合作，很难想象人类社会在对抗传染病方面，能取得如此广泛和卓越的成就。
近年暴发的贸易战和冠病疫情使得全球化遭遇挫折，而一系列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的治理效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这主要是由于各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政府，不愿意过多让渡主权给这些国际组织所造成。
与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府机构相比较，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严重缺乏强制力和执行力，主要依靠各主权国家的协商和共识来进行全球治理。一旦这些国家之间出现严重分歧，国际组织的公信力和权威必然大打折扣。
即便如此，由于缺乏其他的全球合作平台，这些组织必然将继续在能力建设、信息共享、技术转移、合作沟通等领域，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过往的经验表明，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对于有效控制全球流行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国家间的公共卫生双边合作也是非常需要的。然而，贸易战带来的大国间裂痕在冠病疫情中进一步扩大，美国和中国这两个都受到疫情肆虐的大国，不仅没能进行有效沟通与合作，反而就病毒的起源等问题，陷入互相指责与攻击之中。各种阴谋论在美中官员和媒体中弥漫。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冠病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的基础上，仍然坚持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直到最近慑于压力才改口。
作为美国最高决策机构之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下达了一个谈话要点，要求美国国务院官员对外宣称中国政府掩盖冠病疫情事实，不让中国人民和世界知道真实情况，因此中国对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负有特殊责任。
中方外交官同样以牙还牙，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冠病可能是美军去年10月带到武汉，而他的同事华春莹则在推特上质问美国驱逐中国驻美记者是在怕什么，暗指阻断信息流通的渠道的是美方而不是中方。美中之间的舆论战因两国互逐记者而进入高峰，且没有明显消退的迹象。双方关系的恶化阻碍了两国医疗的合作。
事实上，美中之间在抗疫方面本应该有很多可以合作和互相帮助的地方。首先，无论病毒最早起源何处，中国政府率先通过严厉隔离与封锁以及兴建方舱医院等措施，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这为世界各国遏制随后暴发的疫情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率先积累了大量的临床治疗经验，在检测试剂、药物和疫苗等方面的研制和生产也取得成效。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对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所短缺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产品能够提供大量的供给，并挽救无数的生命。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占据高端位置，各国通力合作将促成特效药或疫苗的开发。世界各国分布着如此多的生物和医药实验室，如果彼此加强合作，一定能够最终战胜病魔。
当前世界疫情的蔓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西方七国集团（G7）会议之后，代表范围更为广泛的20国集团（G20）首脑将就全球范围的共同抗疫进行协商与合作。
美中两国作为20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应当放下对彼此的成见，带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世界进行深入合作，互通有无，这样全球才能复制过去成功战胜沙斯、伊波拉等病毒的经验。这次冠病疫情应当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合作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高级研究员）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