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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良我:国与国也该保持“社交距离”

(图/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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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众多国家中,新加坡是一介蕞尔小国。即便如此,新加坡却从来不乏被人关注的目光。

在这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同病毒展开“殊死搏斗”的非常时刻,加之与全球化一起联袂而来的即时通讯科技及其衍生的新媒体的推波助澜,更将对新加坡的关注提高到一种超乎寻常的程度。

从疫情初期中国大陆民间对岛国抗疫进程的褒贬,并冠名谓“佛系”抗疫以揶揄讥讽,到最近台湾中时电子报以“铁腕执法”为题,报道我国对违反保持一米以上间距的人予以罚款和坐牢的严惩,无不吸引了众多中文读者的眼球。

有人说,中文世界对新加坡疫情举措的高度关注,是因为汉字语文的相通所助。实际上,许多出于异域人士之口的对新加坡标签式的认知,其过程也许能满足外界对岛国窥视,并加以评说带来某种乐趣,其结论与本地的实际情形是否契合,则是另一回事。

居住在这里的国人及居民心中自有一杆称,“佛系”也好,“铁腕”也罢,外部论者自有议论是非的自由,作为被论者的我们,不一定偏要对号入座。各国或地区政体不同,社会的客观条件及国民的主观意识有所不同,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对控制当地疫情更加有效,对世界各地的政府来说,并没有一个刻板固定的灵丹妙方。

如果我们一味地顾虑他人对我们的品头论足,而失去对本地疫情防治的专注,恐怕会给岛国的抗疫行动带来不必要的隐忧。

此外,大国之间就疫情而展开的互相指责,也让本来就因疫情暴发而扰乱的世界秩序乱上添乱,这也进一步让普通民众对事态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所作解析的各种版本,越发感到真伪莫辨。

近来,我在阅读一本名叫《狮城散记》的新编注本,在此我要分享书本里面的一篇讲述新加坡“第一间邮政局”的文章。作者鲁白野在1953年初版的这篇文章中,提及一桩发生在19世纪新加坡的旧事,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日读来,也同样发人深省。

那是1876年12月15日,本坡政府在现今莱佛士坊的马吉街(Market Street)增设邮政分局,开始接受华人寄发信件服务。不料这一利商便民的举措,竟然引发了一场社会暴动。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万国邮政机构于1874年成立之前,星洲邮政局并不接受递寄中国的信件业务。当时本地华侨汇款回中国家乡,都是由本坡的汇兑业者专理代办;侨批则成了侨汇时的顺带信邮业务。

面对新邮政服务的问世,坡内原汇兑业者不惜“散布谣言,谓华侨今后不能再有邮费寄家书的机会,英人统办邮政,不过是增加剥削我侨之新途径”,同时还悬赏擒拿新邮政局的两名职员。

结果,暴徒使用木棍、石子、空瓶作武器,捣毁了设在马吉街的新邮局,并进一步要围攻警局。“市场商店皆因社会秩序紊乱,只好停止营业,各欧人皆被迫改以罐头食物及饼干充饥,幸有五艘战舰抵步,载来了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及水兵,协助当地军警维持治安,乱事方平。”

文章引用了林文庆博士对此次事件曾经作的评语,指出:“华侨和欧人之间会发生龃龉,起因多为误会及种族歧视。在许多地方,华人的敏感被忽略了;同时,华人则幻想英人计划与其处处为难。”

对照目前天下乱飞的网上评论,及在社交媒体上毫无顾忌的口水战,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敏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尊重、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礼仪,早就被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所践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喧嚣尘上。

此时此刻,我从心底里希望在人与人之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这不仅仅是抗拒冠状病毒的一种预防举措,也是能够使集团或个人拥有独立思考空间,根据各自条件去布局、经营的一个充分条件。先打理好各人自己家的事情,行有余力才来帮助你的近邻和远亲吧。

(作者是退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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