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的路径很多，但好习惯总是须要经由大力宣传才能生根。
冠病疫情经过数个月的肆虐，从中国武汉辐射向世界每一个角落，引发空前的全球大浩劫，是人类史上所罕见。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三波疫情导致5000万人死亡，但由于交通的限制，传染范围并没有那么广阔，死亡人数的庞大，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学的落伍。
此次冠病病毒的险恶，对每一个政府都是大考验，不但防治上须要冲刺生死搏斗的难关，更有商业、经济与就业等全社会层面的严峻打击必须克服。
然而从全世界范围看，笔者对疫情的拖延并不十分悲观，主要是中美两大国的动向。一个疫情已缓和下来，另一个则已全国总动员；尤其美国国力强大，过去一两个星期已让人看到强大的官民整合所带来的效果。
这场瘟疫不像过去发生在世界局部地区的灾难，容易受发达国家忽视。冠病疫情影响范围之大，没有国家能置身事外，因此抗击疫情必然是集举世之力。在科技与医药大国全力投入的情况下，解药或疫苗也许不至于像《神雕侠侣》的情花之毒那么难得。
然而病毒即便可解，疫后世界应该会出现巨大变化，主要可以从由小到大的三层结构去看。
在新加坡本身，有几点值得深思并须要更积极改进之处。新加坡的公共卫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强制力，民众本身的卫生习惯或生活习俗并没有跟上现代化步伐，包括使用公筷母匙、不任意打喷嚏咳嗽等等。这是整体社会从大家庭甘榜岁月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较被忽视的一环。今后如何透过教育和宣导提升这方面的意识，使之成为像日本那样人人注重卫生，值得在宣导上持续着力。
我们不能忽视戴口罩作为一种卫生防护的作用，很多专家都已论证戴口罩对防范传染病的功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甚至中国大陆都见证口罩的防疫作用。新加坡天气炎热，如何让民众培养起身体不适就戴口罩外出的良好卫生习惯，是未来社会能否更优雅的一项指标。
很多国家在此次疫情中才发现，新加坡多年来的基层医疗体系建设相当强大，例如全岛有900家诊所可以检测发烧，比北京市还多。这当然对抗疫有很大帮助，然而民众卫生习惯欠佳，所以宣导中一开始就强调勤洗手、不摸脸。这些习惯应成为全民个人卫生纪律的重点，对未来有效防止传染病很重要。
洗手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习惯。在微生物学还没诞生的100多年前，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在维也纳的医院发现，医生应该先洗手才接生（很多医生是解剖尸体之后接着去接生），但他因为相信自己的理论而持续遭到同行激烈批评，终于愤怒过度而进了疯人院，最终被折磨致死，享年47岁。与他同期主张洗手卫生的，是著名的白衣天使南丁格尔，但她在战地医院推广的这项作业并没有普及开来，直到1980年代，美国疾病管制局才在一连串食物中毒事件中，开始宣传洗手作为避免感染的重要步骤。
亚洲人的洗手史，则可能是日本在二战之后由肥皂和洗洁剂协会向全国推广洗手运动开始的，是商业推动的国民文化变革。但在此之前，花王公司的肥皂和洗发精，早在19世纪末已经生产出来。
写这些是要说明，移风易俗的路径很多，但好习惯总是须要经由大力宣传才能生根。
第二个层次的变化是全球化命运可能出现逆转。中美两大国以及中国与欧洲国家因疫情而产生的嫌隙，能不能在疫情后获得弥补，重建信任关系，国际企业生产链撤出中国、分散投资的趋势是否继续，都考验国际原有的一体化秩序，以及未来的中国角色。
如果全球化裂痕扩大，小国如何自保，关系到一国对产业链的重新思考。“拿来主义”（大部分产品都用钱买）的风险越来越明显，眼下全球化国家间的分工也不一定可以继续依赖。如何在关键制造业（包括农产品）和生产技术上掌握一定的自主和支配能力，就需要更缜密的全盘检讨。中小型国家如果在这方面不能跟上新形势，很可能沦为大国集团的附庸，无法再左右逢源。
第三层变化是关乎地球。疫情下传出很多影像消息（有真有假），显示地球在人类活动静止的两三个月间，出现难得一见的清新画面，例如从太空看地球更清晰，动物都跑到大街上。这些现象令人亦喜亦悲，既验证人类活动大量减少后地球变得更健康，也证实人类活动给地球的负荷的确很大。
但我们不能没有经济活动，不能不开发，人口也确实越来越多，但地球的负担、劳损越来越大也是事实。我不是环保分子，不过人与地球相依为命，如果有办法改善地球处境，都应该去做。于是我想，如果人类可以约定，每五年或十年，全球集体停止经济活动一个月，或可有两大意义：一是借机给地球放假；二是对全人类的机会教育：经济活动不是地球唯一重要的事，工作不是生命的一切。由于是事先计划的活动，工商业都可提早安排，因此不会造成实质冲击。
这场灾难冲击全人类健康、生命、经济和社会心理，也反映国家体制以及价值观之间的巨大落差。在它落幕之后，可以不交相指责，却不可不思考教训，沉痛的教训。
（作者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组副主任 tanet@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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