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大张旗鼓,搞得沸沸扬扬的小贩文化申遗活动,因冠病突然来袭而完全沉寂下来。为了压平疫情曲线,4月开始实施病毒阻断措施,所有餐饮业者因人潮锐减、无法提供堂食等因素,生意大跌。没加入送餐平台或提供送餐服务的小贩,唯有靠“打包族”的零星生意勉强维持。这对已经上了年纪的小贩而言,打击尤其严重。
虽然政府在这段期间承诺通过减免租金、免缴清理费,以及提供一次性现金补贴,来帮助小贩渡过难关,然而,获益的仅限于国家环境局管辖或委托经营的114个小贩中心的6000多名摊贩,只涵盖本地小贩版图的小部分。据著名美食家司徒国辉估计,本地有约3万多名小贩。换言之,其余2万4000多名在私营咖啡店、商场食阁、学校工厂餐厅等营业的小贩,虽然也面对同样的困境,但得不到这些补助,申请自雇人士收入补贴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与此同时,这几年来备受争议的社企小贩中心,也犹如另一颗“计时炸弹”。他们一方面背负提升小贩中心素质的使命,另一方面也须确保食品维持在民众可负担得起的价格(意指:价廉物美)。即使社企以非盈利模式经营,要提升服务素质、进行数码转型,就必须投入资金。这些费用该由谁承担?是小贩?食客?还是社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