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看了朋友转发的一段采访工人党前党魁刘程强的视频。1981年南大毕业后当了教师的刘先生,刚好碰上教育分流制度的推行。看着来自资源稀少背景的学生,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考到好成绩,刘先生口里虽然劝勉学生要用功,但他心里知道,在这种培养“精英”的制度底下,他的那些学生一辈子都无法出人头地,只能成为劳工队伍中的一员。说到这里,他老泪纵横。
时过境迁,40年后的新加坡,尤其在最近的五到八年,教育方针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即便不能算是天翻地覆,说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应该不会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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