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南亚的圣战分子一般同武装组织如阿富汗的塔利班、巴基斯坦的虔诚军（Lashkar-e- Taiba）、印度圣战者（Indian Mujahideen）、孟加拉伊斯兰圣战运动（Harkatul Jihadul Islami Bangladesh）等有密切关系。这些圣战组织一向是从经济落后的乡村地区，招募接受伊斯兰教育的人为成员。
然而，过去两年，南亚却出现了一批新的圣战分子。他们来自城市里的中等或中上阶层，也受过良好教育。自我激化的细胞组织和“独狼”便是例子。
2014年5月，卡拉奇一些支持伊斯兰国组织的圣战分子，对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穆斯林发动恐怖袭击；2016年5月，达卡一家餐厅被攻击事件是由一个五人小组干的。关键是，在这两起事件中，干案的圣战分子都受过良好教育，并来自富裕家庭。不久前，对巴基斯坦奎达市附近的警察学院发动攻击的恐怖分子中，除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受伊斯兰教育，其他都是学院或大学毕业生。
去年11月，斯里兰卡司法部长拉贾帕克舍（Wijeyadasa Rajapakshe）告诉国会，已经有32名受过良好教育和来自精英家庭的斯里兰卡穆斯林，前往叙利亚为伊国组织效力。此外，从印度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希望加入圣战组织的印度穆斯林，也有类似的背景。
身份认同危机、追求归属感和认同，以及因为失业、贪污和政府治理不力而对自身国家感到不满，是这些人走向暴力和极端，成为圣战分子的原因。他们面对双重的疏离感：不负责任的国家辜负了人民、社会对“好穆斯林”的定义没有共识，促使他们尝试从极端论述寻求答案。
长久以来，南亚的圣战和宗教组织，一直是同伊斯兰教育和清真寺密不可分的草根运动，主要成员来自社会的贫困和低收入阶层。同时，以宣传和传播伊斯兰教为己任的“真主党”（Hizbut Tahrir）、正道报（Al-Huda）等机构，却以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中等和中上阶层为目标。它们的教导和讨论主要围绕在对政治伊斯兰的当代课题。
三个原因导致南亚出现了来自城市和接受现代教育的武装分子。
首先，互联网日益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出现，缩短了本地和全球发展的距离、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并侵蚀了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南亚不受管制的网络空间有4亿8000万个用户，排名世界第二。伊国组织非常有效地利用这个空间来传播其意识形态。这对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模式的改变有重大影响。
伊国组织在其全球圣战大论述中，有效地把地方课题扩大到涉及整个世界，并提出重新建立所谓的“哈里发国”为解决方案。这个说法得到城市里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的共鸣。除了解决个人的委屈，这样的论述也为他们提供更有力的归属感和觉醒。
其次，伊国组织极端暴力和震撼人心的手段，对于鼓动南亚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也至关重要。这些人原本可能也有极端的想法，但卡伊达与其附属组织所提出的圣战却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伊国组织的理念为他们提供了另一个平台，来实现建立全球“逊尼哈里发国”和为维护伊斯兰光荣而战斗的理念。
第三，社会、政治和宗教运动在新旧两代武装分子间造成了一些裂痕。这可能导致野心更大的年轻和叛逆成员，为了更快看到改变而从原有的组织中分裂出来，建立自己的势力。在他们眼中，旧一代墨守成规并安于现状。
同传统的圣战分子相比，南亚这新一代来自城市的武装分子善用资讯科技和媒体，也倾向萨拉菲—塔客菲里（Salafi-Takfiri）教派理念。
他们的年龄一般介于18岁至30岁，自我激化的过程也比较短，而且似乎醉心于建立哈里发国、“流亡”（hijrah）和“世界末日”决战的理念。他们的手法极端、残酷并信奉“结果主义”：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瞬息万变的区域和全球环境，尤其是因为也门、伊拉克与叙利亚内战而被重塑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让对现状不满和被剥夺权利的南亚年轻穆斯林，面对意识形态上的两难。这特殊的挑战，需要能够与之抗衡的论述和意识形态。
随着恐怖主义趋势和模式的改变，反恐政策框架也必须有相应的对策。现有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框架内的意识形态部分，并不需要引进什么外来的理念。应对目前意识形态威胁的答案，其实就存在南亚本土苏菲教派（Sufi）伊斯兰里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传统。
苏菲教派鼓吹包容与和平共处，这是南亚社会、文化、政治环境里固有的理念，应该更大力推广和强化。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副研究员。原载研究院电子刊物《RSIS评论》。
叶琦保节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