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莱恩：印尼总统选举的交易主义

尽管2019年4月印度尼西亚总统和议会选举的正式竞选期，已于去年9月23日开始，但在此之前，它得经过一道程序来敲定三件事：哪些政党有资格在大选中派出候选人；谁将是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哪些政党将结成联盟以支持各自的总统候选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印尼当代政治的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印尼政治仍然充斥着所谓的“交易主义”（transactionalism），即印尼精英阶层内部众多派系之间的谈判过程，他们最关注的是“可当选性”（elektabilitas，编按：印尼语，源自英语的electability），即自己在选民中的受欢迎程度。其次是政治竞争处于极度浅薄的层面，即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所有成员，在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战略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方面都持有一致意见。这种极度狭隘的政治竞争，意味着选举将主要是一场几乎没有，甚至没有政策内容的形象战。在这方面，社交媒体有很大的可能会被用来散播假信息。

2014年，佐科形象投射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拒绝参与“政治交易”的政治家。“政治交易”指的是与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参与者进行交易，以分配政府部门各种职位的政治行为。前总统尤多约诺所领导的广泛政党联盟政府，就常被形容为“充满着交易”。

在2014年的竞选期间，以及选举结束后不久，媒体曾讨论总统佐科是否会组建一个更多地以专业知识，而非政党分配为基础的内阁。自2014年以来，一些部门虽然任命了无党派人士和专业人士，但其他关键职位却分配给非专家的政治或政党人物。总的来说，所有七个政党都有部长，所有关键的政府部门都掌握在各政党手中。然而，大多数技术性较强的部门仍由无党派人士掌控。

认为佐科可以成为一个“非交易型”总统，从来都是无稽的想法。2004年以来，虽然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但预算和其他需要立法的政策仍然需要国会批准。2014年支持佐科的政党联盟，最初在国会中并不占多数。要确保政府的稳定运作，佐科既要满足所有支持他的政党，也要赢得那些不支持他的政党的支持。通过把在2014年支持佐科对手普拉博沃的国家使命党、建设统一党和戈尔卡党拉拢过来，佐科做到了这一点。所有这些政党都分得让它们管理的政府部门。

佐科政府以这种方式开始执政，既反映了渗透印尼政治的交易本质，也反映了政治竞争的肤浅程度。意识形态或政策问题，并不妨碍这些之前支持普拉博沃的政党，转而投向佐科的阵营。

不属于政府，但在国会有议席的三个政党中，只有繁荣公正党（PKS）是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没有加入政府。另外两个政党，尤多约诺的民主党和普拉博沃的大印尼运动党，都是总统职位的竞争对手，所以须建立与执政联盟不同的形象。

根据本届印尼国会通过的选举法，只有拥有20%国会席位或得到25%选票的政党或正式政党联盟，才能提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于现有政党的支持度都不达标，这意味着有必要组成政治联盟，而壮大联盟则是为了提高候选人的形象和增加可利用的资源。政党只能在总统选举时组成联盟。政党将各自派出旗下的候选人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竞选。

这次的印尼选举共有16个政党能够参选，其中有四个是新政党。如果所有这些政党都获得席位（这是难以预料的），将会促成更多的政治交易。即使它们当中没有或只有一部分赢得席位，单凭它们有能力参选（这需要大量资金和党员），就证明精英阶层事实上已四分五裂。

除了斗争派民主党有部分情况例外，所有16个政党完全代表了社会经济精英和中产阶层。有些是由商业大亨，或由1965年至1998年威权统治时期蓬勃发展的组织的将军或个人领导或资助的。虽然一些政党的领导人来自中产阶层，但没有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出身基层运动。基本上，交易主义是广大社会经济精英与中产阶层的不同群体之间，不断进行的谈判过程。在这些政党之外，还有一些是由非政党媒介所代表的群体，包括商业组织、“志愿者”团体等等。

在短期内，只有投票模式出现突然而剧烈的变化，使一个政党或小得多的联盟获得国会多数席位，才会打破这种局面。

组成政治联盟的必要性，急速启动了交易和谈判的进程。然而，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这一进程却暴露出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方面的狭隘性，以及“可当选性”占据中心地位的问题。

迄今为止，关于交易主义的最多公开报道，是佐科和普拉博沃阵营内与挑选副总统候选人有关的问题。

佐科最终是选择了伊斯兰学者理事会（MUI）主席和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简称伊联）的最高长老马洛夫阿敏作为副手，而非前宪法法院首席法官马富。马洛夫自称是2016年动员穆斯林举行“212”反雅加达特区首长钟万学示威的核心人物，而钟万学是佐科的政治盟友。在尤多约诺担任总统期间，他是尤多约诺的紧密合作伙伴，与佐科所属的斗争派民主党主席美加华蒂没有太大交集。马洛夫曾公开批评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而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佐科支持者认为，总统是认同这些价值观的。至于马富，他在2014年是普拉博沃竞选团队的核心人物。

尽管马洛夫和马富曾站在佐科的对立面，但佐科需要一名具备宗教资格的候选人，而他们都符合了条件。马富在2004年至2009年是民族复兴党（PKB）的国会议员，并在2012年获选为“伊斯兰学生协会校友会”（KAHMI）的主席，但他并非伊联的活跃成员，也没有融入该组织，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参与者。因此，佐科阵营内的民族复兴党并不支持马富。

民族复兴党与伊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加强自身的伊斯兰背景，抵消与穆罕默德迪亚（Muhammadiyah）教派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伊斯兰政党——国家使命党（PAN）和繁荣公正党——为普拉博沃阵营所带来的优势，以及提高“可当选性”，佐科选择马洛夫为竞选搭档，这样他几乎就可以得到伊联在爪哇东部和中部的基本盘。佐科选择副手的过程充分显露了印尼政治的交易主义性质。

大印尼运动党党魁普拉博沃任命雅加达特区副首长、坐拥亿万身家的年轻企业家桑迪阿加乌诺为副手，虽被一些人指充满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但也有分析认为，普拉博沃的选择不是基于几个联盟政党之间的交易协议，而是一个避交易主义而远之的决定。也因为如此，普拉博沃与要求任命伊斯兰传教士为候选人的繁荣公正党的关系变得紧张；而由于桑迪阿加来自大印尼运动党，普拉博沃与属于其政治联盟的民主党党魁尤多约诺的关系也出现裂痕。尤多约诺及其党内人士并不常出席普拉博沃阵营的竞选活动，有一些甚至还支持佐科。

在这些过程中，意识形态或政策主张从未发挥过任何重要作用。现在还会是如此吗？这两个阵营在意识形态或政策上，是否不存在严重的差异？事实上，如果考虑到2014年的竞选活动和2014年至2018年的记录，双方的主要差异似乎将是有限的，或只是表现在言辞上而已。

在经济政策方面，双方的分别主要体现在支持者针对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能力，而做出的蛊惑人心言论，或者是基于程度上的问题，例如是否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更多地压榨外国企业。2014年，普拉博沃反复炒作大量资金流向外国企业的课题。对此，佐科尝试先发制人，通过公开签署协议，让印尼收购自由港矿业公司的多数股权，以避免它成为选举课题。

在2014年的竞选期间，政策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总统和省长或首长、县长和市长等其他行政职位的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问题。然而，普拉博沃和大印尼运动党都改变了立场，如今已支持直选。不过，一些事态的发展可能意味着，民主实践的问题可能会再次被提出。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普拉博沃对待其联盟伙伴的方式显示了他对政治交易的鄙视。在目前的情况下，“民主”作为一种真正的实践，主要涉及包括中产阶层在内，广大精英阶层不同群体之间交易谈判的开放性。除西巴布亚省外，目前并不存在来自精英阶层以外，对现状构成严重威胁的政治势力。

2014年，大印尼运动党支持间接选举而非直接选举的理由是，希望简化此类谈判的需要，将谈判限制在国会选举行政官上。目前，政治交易在候选人被推选的很早之前就必须开始进行，并一直持续到竞选结束。这种观点是希望对精英阶层实行更集中的“领导”。在非精英群体大多仍是无组织和被动时，对民主的讨论依然集中在精英之间交易活动的开放性问题上。

在这方面，一个可能在竞选期间开始发挥作用的因素，是两个因家庭关系而与印尼前总统苏哈多产生直接联系的普拉博沃联盟政党。它们是分别与多米（Tommy Suharto）和蒂迪（Titiek Suharto）有关系的印尼改革运动党（Garuda）和工作党（Berkarya）。只要要求恢复苏哈多式政策的呼声增加（也许已经开始），一场对中央集权主义政治与民主交易主义政治的争论可能会出现。然而，事态是否会如此演变，尚是一个未知数。普拉博沃似乎也希望把竞选的重点放在经济政策问题上，而不是政治、文化或宗教问题。两名候选人的竞选方向应会在2019年年初变得更加明确。

（作者是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印尼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原载研究院2018年11月27日电子刊物ISEAS Perspective，黄金顺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