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生：两个方言课题的辨证

自从独立建国以来，有两个方言课题一直困扰着不少国人，到现在也还没得到彻底和完整的调研和论证，值得大家进一步审视和探讨。

课题一：方言是不是独立存在的语言单位？

课题二：方言对华文的学习有多少干扰的障碍？

新加坡是多种族和多语言的社会，为了促进民族间的交融和谐，一向采取双文化和双语文的建国策略。如何能更有效地学习双语文，是大家所关注的课题。华语是教学媒介语之一，又是官方语文之一，不少国人觉得学生在学习双语的同时，如果还得兼顾方言，可能会两头不到岸，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所以主张弃方言而专攻华语，以免负荷过重。

也有一些国人认为，方言和华语之间有太多的差异，犹如独立存在的种族语言。如果学习华语要兼顾方言，会有各种不同的干扰因素，造成学习上的障碍，所以不如专心学习华语，有朝一日还可以取代方言在家庭和社会用语上的交际功能。

基于上述多元的语言背景及逻辑推理的结果，自然而然就出现以上两个方言课题。

由于学者的见仁见智或内容的敏感性，这两个方言课题一直没有深入研究和全面探讨，所以只能算是一种推论或假设。至于这两个方言课题的正确性，就有待学者进一步探讨了。

一个课题的辨证结果能否令人信服，一般取决于两个基本要素：辨证是不是基于强而有力的理论根据，以及辨证有没有经过慎密和深入的调研。缺乏这两道必需的程序，任何课题的结论都可能有不确定性的瑕疵。

所谓方言，根据语言学的界定，就是有异于标准语（standard language）的地方变体。换句话说，“方言”是由一个标准“母体”演变而来的。什么是标准语呢？就汉语语系来说，在不同地区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地域方言。地域方言主要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等七大方言。

由于自然环境和各种历史因素，造成大量中原地区人口的迁移，先后在江南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方言。其中吴语、湘语和粤语在上古时期已在长江以南的地域萌生。宋元明时期，汉语随着人口的迁移而分化为七大方言。这些先后在各地萌生的地域方言，上古期和中古期的标准语，就是秦汉隋唐的中原雅语和北方官话。

到了现代，北方方言由于流行最广，使用的人数高达全部汉语系的70%，所以被选为汉民族的共同语。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作为语音的标准，在中国称作“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由上可知，不同的地域方言是不同时期标准语的地方变体。经过长期的分化和演变后，这些地域方言都发展了各自的结构特色。不过，各地域方言虽然是变体，却仍然保留不少秦汉雅言和北方官话的痕迹。各地域方言的词汇读音虽有差异，但之间存有很规律的对应关系。

从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关系来看，汉字书写系统一直是地域方言共同的书写工具。在长期的演变和发展中，各地域方言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了许多社区惯用的俚语俗语。这些俚语和俗语都是标准语所没有的口头语，也无法用汉字书写系统来表达，因而形成了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差异。

不可否认，有些地域方言有很丰富的词汇，口语表达形式也很灵活多变，读音的差异的确增加了各方言间相互理解（mutual intelligibility）的难度。不过，俚语和俗语只是地域方言的一部分，在构词和句法方面，地域方言和标准语仍然沿用很多从古汉语一脉相承的方式，两者有很明显的关联性。因此，不论是只懂普通话或是其他地域方言的人，一旦用书面语来陈述，就会沿用一脉相承的古汉语的构词和句法。由此可知，汉字书写系统是标准汉语和地域方言之间一个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桥梁。

自上世纪20年代中国展开白话文运动以来，汉民族的语言和书面语都有了急剧的变化。中外文化和思想的碰撞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新观念和新事物，可说日新又日新。旧时代的语文交际功能，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创新求变于是成了现代汉语跟随潮流变革的必然趋势。

在教育和报章传媒的影响下，各地域方言也亦步亦趋，很大程度地接受了新时代产物——新的汉语构词和句法，进而成为各地域方言的表达方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各地域方言大量吸收了标准汉语的词汇，而成为日常用语。另一方面，由于各地民众间交际范围的深入和扩大，许多方言词汇，尤其是文学创作的地方词汇，也被吸纳融汇而成为规范的汉语词汇。这种互相交融吸纳的语言现象，足以证明标准汉语和地域方言之间的强大关联性。

语言学者袁家骅在《汉语方言概要》一书里指出：“方言间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照例是大部分相同的……由于语音历史演变的结果，面貌未必相似。”又说：“方言和标准语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语言学家要条分缕析地指出来龙去脉。”

从以上几个不同的层面，无论是构词和句法，或者是语音和书面语，在在说明了方言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语言，而是由上古、中古汉语发展演变而成的语言变体。标准语和方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所以把方言跟独立存在的外语相提并论，观点并不正确。

语言的交际功能，基本上是通过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来进行的。人们通过这两种形式，把规范的词语和词组加以连串，有层次、有规律地传达一定的意义。如果词义和语音有太大的歧异，语言的交际就无法顺利进行了。

要厘清方言对标准语的学习干扰，我们不妨从口语的发音和书面语的表达方式，来探讨到底干扰的程度有多深多广。

毋庸置疑，在学习标准语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用语和规范词语读音的差异，多多少少会受到地域方言发音方式的干扰，例如地域方言没有卷舌音，学习标准语的卷舌音时，就常常会把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混淆。又如闽方言缺唇齿音，遇到规范的词语如“风”“方”“飞”时，常常采用“h”开口喉音的发音方式。此外，方言在表达方式的变化，尤其是词序的先后关系，对学习标准语的表达方式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子相当多，不必一一赘举。

如果我们从现代汉语规范的词汇来观察，标准语和方言之间的语义差异，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地域方言虽然有不少独创的社会用语和口头语，但一旦用书面语的方式来表达时，一般会采用规范的标准语词汇，所以语义歧异并不是很普遍的现象。

从以上的说明可知，规范的词义在标准语和方言之间，并不会因为读音和表达方式的差异，而造成语义上的混淆。事实上，学生对方言词义的准确掌握，在学习标准语时会起演绎作用，所以方言不但不会对学习标准语产生干扰，反而是一种关联助力（skill transfer）。

要进一步确定方言到底是学习标准语的障碍还是一种助力，立项调研是最有说服力的途径。许多华文教学研究机构，如教育部的华文教研中心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华语研究中心，如果能负起调研的工作，通过不同学校，调查不同家庭用语的学生组别，如纯英语、纯方言、英语兼方言和方言兼标准语的组别，根据各组别观察从小三到小六的华文学业成绩表现。这样一来，方言对学习华文的干扰问题，答案就会一目了然。

谈到方言，一般只停留在乡音、乡情和宗乡关系的层面。其实，方言的教育和社会功能，要比宗乡关系更为深入和广阔。方言犹如社群文化的纽带，是社群文化的沟通桥梁，深深牵动社群文化的积淀，与社群文化兴荣存亡息息相关。

首先，社群文化体现了族群在宗亲关系、礼节习俗、扶持互助等与族群凝聚力紧密相关的因素。通过社群的各种活动，许多传统理念和价值观也得到积极的宣扬和传承。社群文化对社群子弟在文化认知方面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些社会功能对强调培养双文化的新加坡来说，无疑是无可衡量的正能量。事实上，社群子弟如果缺乏了这些正能量，对传统文化的认知高度必然大受影响。因此，方言无疑是保留社群文化最扎实的根。

更重要的是，方言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源泉。方言一旦式微，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虚有其名，无法展现它们绚丽多姿的美态，例如许多方言主导的音乐、曲艺、地方剧和歌剧等等，都可能因方言的消失而无法展开活动，最后成为文化的历史名词。这无疑是新加坡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损失。

语言是文化的一环，而方言是社群文化的纽带。从殖民时代到今天，方言一直在新加坡繁衍生息。独立建国之后，华语文成了官方语文之一。在双语双文化的大旗帜下，方言到底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有识之士权衡利弊，作深入和全面的思考。

作者是教育部华文专科前视学、课程发展署中学华文教材组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