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为何如此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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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裕林

财长王瑞杰在公布预算案时,就经济转型指出“没有既定的教科书可依”,而“科技带来的改变未能预知”。可见政府自2010年开始的转型对策,确实面对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最能凸显这一发展形态的表现,就是作为指标性的生产力,停滞不前;中小型企业的转型,过程痛苦;劳动力为适应转型,面对认知与技能的鸿沟;整体的社会规范与主流价值观,存在不少负面因素。

多年来,从政府、企业、职场到民间,无不极尽所能表达看法,提出建议和对策。国会也先后就此课题辩论多年,展现思想交锋,政策推进。可是,从这次国会就年度财政政策的辩论看,凸显转型仍在寻求突围之中。财长在总结辩论时的话语显示,尽管政府持续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对策,效应还需时日方能见效,距离成功彼岸尚远。由此可见,转型与过往存在截然不同的情况。

为什么经济转型会如此困难?

政府的论述,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受环球化经济周期下降引发的不确定性影响;二是经济发展形态出现了结构性改变带来的冲击。纵观今年财政预算案,持续推进转型方案的思维框架,短中长期对策的用意、着重点和目标,正好迎合了这样的看法。

其实,如果回顾新加坡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就不难理解这种改变之所以如此之难的历史因素。概要说来,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功,取决于:正确的定位(深具战略的地理位置)与体制选择(自由市场经济中外资、国企与民企的并存并进);前瞻性的视野(不同体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优劣势)和规划(遵循经济产业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抓住机遇(创造与争夺发展空间)和全力以赴(设定目标)等。这才有了依循产业经济发展规律,每十年一个产业价值链的改变与上升;在不同阶段从无到有,设置与打造出不同的拳头产业,如制造业(电子、石油化工、精密工程等)、金融中心、物流与运输、生物医药、旅游、信息通讯,并把国际贸易发展到空前的规模等;随着新加坡品牌的建立,相随而至的成为区域总部、教育与医疗中心等经济带。

正是这一成功模式所形塑的发展形态,有其特定的思维框架与政策导向,由此构建了新加坡独有的经济规模,也形塑出深具特点的经济文化氛围。

前者意味着,成功取决于治国者高瞻远瞩的治国能耐,因而才有办法跑在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前头,通过引进外资、科技、人才的整合效应,打造出不同产业,推动经济的多元性,持续营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新增长。这种发展形态之所以较能立竿见影,就在于政府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取得最大效应,并在发展与转型中由外资和国有企业(资金)引领经济火车头,而中小企业则从属于整体经济发展需要,游走于产业、行业、产品供应链中生存。新加坡被评为最具创新能力的经济体,正是这一发展形态所体现的卓越创新能力。

后者意味着,在这样的生存空间延续的自由市场和中小型企业,除了少数得以突围致胜,成长为大企业,大多数只能长期依赖大企业而生存。加上欠缺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与支援,既没有形成抱团取暖,壮大自己,也难以形成自主创新的商业氛围,更不必说对科研投入必要的资金和人力。虽然新世纪后有了较多的企业重视科研,总体而言,并不能形成体制文化效应。长此下来所形塑的企业文化,也就变得缺少企业家的冒险与创新精神。

更何况,新世纪后依靠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就更促使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忽视了对企业的长远规划和科研投资,更不必说对工业4.0分享经济的充分认识。如此的发展形态,面对政府政策的突然U转,涌现的体制转型需求,众多中小型企业不能适应与应对,确是事出有因。至于身处零售和餐饮的服务行业,绝大多数归属小微型类,欠缺应对急速改变的商业环境与科技冲击的能力,不言而喻。

说开了,当前政府在应对经济转型所需资金,克服经济下降甚至危机涌现的政策工具并不缺。问题就在于,因工业4.0的新型分享经济,涉及根本性的结构改变引发的效应,早已超出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态。未来的路意味着,必须打造适应结构性改变需要的新知识与技能;创意思维与能力;善用科技与运作模式交接等,才能在新的竞争中赢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这就意味着,除了政府必须在现有经济产业层面,通过生产力的提升,达到转型效应,也必须在应对工业4.0分享经济的层面上,迎头赶上,并让两者有机衔接与互补,推动经济增长更上一台阶,才能实现成功转型的目标。

由此观之,经济转型不仅需要新型成功企业的引领,更必须促成中小企业主体的成功转型,才足以确保经济和社会的相应需要。因为占整体劳动力70%和GDP50%的中小企业,如果无法顺利转型,也就意味着新加坡经济将进入一个渐失竞争力与增长动力的局面。由此引发的社会效应和政治代价,更是不容小觑。

为此,转型面对的挑战,除了政府必须拿出确实可行的对策,逐步推进,持之以恒;企业、员工、相关机构官员,抓紧时间和机会,攻坚克难;攸关者更必须勇以改变思维,以应对全新的竞争与生存环境。而改变思维,既是问题的关键,也是难中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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