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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站:我与骨痛热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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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中国北方,从小到大没听说过骨痛热症,后来学医,也只知道骨痛热症是一种蚊媒传染病。在医院工作的近10年,一例骨痛热症病人都没见过。

约20年前,我们移民来到新加坡,才对骨痛热症有更多的认识。第一次与骨痛热症近距离相遇,是我们来新加坡四五年后。有一天,一个陌生青年敲我家的门,说他是国家环境局的工作人员。他让我看了他的证件后,要求入屋检查是否有蚊子滋生。这令我相当困惑,因为我不知道国家环境局工作人员可以挨家挨户地入室检查。我最终让他进门。他仔细地检查了厕所、晾衣杆洞和碗架,严肃地说明要保持房间的干燥。那之后几天,我在楼下与邻居闲聊,才知道附近出现一例骨痛热症病例,惊觉骨痛热症其实离我这么近;也了解到,楼下定期有工人喷雾灭虫,是为了预防蚊子滋生。这件事让我对政府工作的细致、认真和效率留下深刻印象。

几年后我们搬新家。我有时在这个社区不同地方看到横幅写着“骨痛热症在传播”的警示,让我搬新家的愉快心情蒙上一层阴影。这时,我学会上环境局网站查询骨痛热症黑区,外出时尽量避免那些地方。我也发现,骨痛热症病例似乎越来越多。

后来孩子上了幼儿园。因为幼儿园的窗是开着的,教师要求家长为孩子准备防蚊剂带去学校。即使这样,孩子还是常常被蚊子叮。我们多次与教师交流这个问题,她们说已经为孩子涂抹防蚊剂,也在课室安装了防蚊装置。我建议安装纱窗防蚊,她们总是不置可否。

有一次,孩子被蚊叮了,叮咬处皮肤周围软组织发生了感染。我向校长重提安装纱窗的建议。她的态度很好,但表示不行,因为那会影响学校外观,而学校外观必须遵循规定。就这样,我一边努力助孩子防蚊,一边与教师交涉,一边频繁查阅环境局的骨痛热症疫情,也认识了更多有关骨痛热症和伊蚊的知识。我在焦虑中度过了三年。孩子上小学后,可能因为学校附近住家较少,骨痛热症病例也少。我才慢慢放下心。

有一次,社区举办活动,我问一名基层领袖,本地骨痛热症越来越多,为什么政府不为大家安装纱窗?他说,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伊蚊是在住家里而不是住家外,所以没必要安装。这个回答颠覆了我的常识。他们是怎么鉴别一只伊蚊是家里出生长大的,还是从外面或隔壁飞来串门的?即使家里滋生伊蚊,就与屋外环境无关吗?安装了纱窗,除了挡住屋外的蚊子,还可以限制室内蚊子的活动范围,更容易消灭它们。

今年,骨痛热症疫情更加严重,也夺走了数条人命。7月时,我的中国同学打算全家来新加坡游玩,问我要注意什么。我查看环境局网站,新加坡地图“满目疮痍”,骨痛热症黑区有将近200个。我决定把那份地图寄给他,后来也没收到他的回音。

这之后,有一天我在楼下打羽毛球被蚊子叮,回到家一查,发现球场隔壁座组屋就有骨痛热症病例。我打电话给环境局询问详情,工作人员问我有没有看到有人灭蚊,以前社区是怎么灭蚊的,有多久没看到这种灭蚊情况?经他这样一问,我才意识到似乎很久没看到工人喷雾灭蚊了;而且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环境局对于过去灭蚊和防范骨痛热症工作取得成效的方法,似乎突然并不太了解或没有自信心了。

从有一例骨痛热症都很紧张,到每年上万人罹患骨痛热症,从美丽干净的家园,到变成骨痛热症黑区,十多年里渐渐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好像也渐渐接受骨痛热症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而我,可能是因为要老了,总是怀念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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