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明
我拜读了《与薛寿鱼书》不下十遍，每每让我十分激动、痛快和心情舒畅，也深刻了解中医在古代的地位。此文章讲述，薛雪逝世后，其孙子将写好的墓志铭寄给袁枚。但是，墓志铭中竟然没有一字提到薛雪在医学上的事迹，这令袁枚觉得愤愤不平，于是写了此信为答。
薛雪的子孙难道不知道薛雪是名医吗？那又为什么讳而不宣呢？从这可看出当时人们尊儒轻医的劣习。这让我联想到沈大庆的《中医基础理论》、吴忠辉的《中国医学史》和李郁珍的《医古文》中曾感慨地提到，从古至今大多数人都有轻视中医药发展及贡献的现象。
中国自有科举制度后，人们一般接受“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重道学轻技能、尚清谈轻实务”等的价值观，这些观念更是深刻烙印在古代读书人的身上。如此社会文化之下，要清代的读书人重视中医术是艰难的任务。我想袁枚不仅是责骂薛雪的后代子孙，更是责备当时读书人一味追求科举、重儒学轻医学的观念。
袁枚是以什么为主要论据和驳论方法，来批评薛雪子孙不重视薛雪医术成就的错误？我个人认为是原文中的“学在躬行，不在讲也。先生能以术仁其民，使无夭礼，是即孔子老安少怀之学也。素位而行学，孰大于是，而何必捨之以他求”。
孔子有“躬行君子之说”，认为仁学要身体力行。
薛氏能行医济世，就是以医术实践和传布仁道，正是原文指的“老安少怀”之仁学。
袁枚的写作思想是俗儒在宗奉儒学的同时，却把孔子学说的一些道理精华给遗忘了；驳论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重要的依据和典故，是从医学源于伏羲神农皇帝的传说谈到《周礼·夭宫·冢宰》设医师一职，儒学尊崇三皇五帝尧舜文武周公，医既为圣人之道，后世儒者岂可轻视之。
我对“素位而行学”功劳最大的理解是儒家认为实践仁道，推行仁政，本是从政者的职责所在。薛雪以一介平民身份尽个人之力，终生行仁济世，难道这功劳也可以轻视吗？与那些敛财弄权鱼肉人民的官宦和醉心清淡的儒士相比，难道不是薛雪的功劳最大吗？
依据原文中的“艺成而下”，可以理解薛氏子孙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不合情理之事。袁枚认为薛氏子孙尚性理轻实务、重儒学轻医学的错误，是因为他们曲解经义，食古不化。
燕哙、子之是食古不化的典型，但为何燕哙、子之的禅让，与尧舜禅让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果呢？原因有二。一是：时势不同。自奴隶社会起，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剩余物资的增加，君主的特权享受也随之膨胀，才会有“引无数英雄为五斗米折腰”的窘局。宗法制度就是为了保住君主及其家族的既得利益而设的。什么“君权神授”“奉夭承运”之说，都是为了宣示其家天下的合理性而造的舆论。君位代表着整个宗法网的利益，非一人可让。
二是：做法不同。尧让位于舜之前，通过各种工作考察考验了舜20年，让舜在工作中逐步建立起威信，其后又是舜代理政务28年。尧去世后，舜避让位于丹朱，但“诸候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呕歌舜”。三年后，时机成熟了，舜才践位。这些典故恰恰地体现出了“貌袭之，道义两失”的窘境。
此文章的精髓和学习重点，是袁枚理直气壮地为中医学争名分、争地位，挑战当时的社会偏见和价值观，句句都是掷地有声。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在现今中医药的发展趋势也是很有警醒力的。希望我们这些初学中医者能够多读、熟读此古文，作为自己立志献身中医事业的激励，作为自己抗拒利禄诱惑，下定决心潜心于学术的榜样。
每每想到在重儒学轻医学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薛雪仍然愿意终生专注于中医学，袁枚为薛雪、为中医学义正词严地争地位，其精神、见识与胆识，无不令我五体投地。我身为三个孩子的爸爸和拥有全职工作，还得兼顾自己的制药公司，曾有好几次中途想放弃学习中医，应以此为借镜，更虚心地学习，日后献身于中医事业及诚心诚意服务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