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情

康端严:中国“僵尸企业”的由来与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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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月初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两会),主要目的是两会代表传达民意给党中央,并审议中央政府的重要政策决定,例如十三五规划纲要。

今年两会的焦点一方面在于供给侧的改革,推行去产能去库存等措施,对生产效率的注重可说是前所未有,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已发现,国内投资与净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遇到了瓶颈。另一焦点在于发展“一带一路”大战略,透过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与各国形成经济连接,发展沿路国家基础设施顺带缓解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

产能过剩衍生出了许多“僵尸企业”,而中国正在有计划地处理这些僵尸。中国政府今年初至今已经先后几次说出要对产能过剩的企业开刀,以解决中国由于经济发展而延伸出来的这个痼疾。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开幕会议上阐明,中国政府将积极地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方法,稳妥地处置“僵尸企业”。

中国政府所指的“僵尸企业”到底是怎么样的企业?处理“僵尸企业”为何会成为2016年维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避免硬着陆的一个重要课题呢?

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僵尸企业”指的是那些已经毫无效率应该倒闭破产,却能够拿到政府资助或是银行贷款以继续生存下去的企业。顾名思义,这些企业就如同电影里的僵尸一般,自己已经无法制造血液(附加价值),必需吸取其他活人的血(人民的税金与存款)来保命(经营)。

“僵尸企业”有很多种形式,但一般上对整体经济影响最大,也是中国政府主要整治目标的是有问题的公营企业。中国政府从去年强调国企改革,例如提倡混合所有制,到近几个月来更广泛地推动供给侧改革,包括去产能去库存的主张,其实主要都是针对公营企业。

虽然民营企业中也不乏存在着具有僵尸特性的厂商,而且就数量来说比公营来得多,但在规模上是无法相比的。民营企业除非“后台”够硬,不然也必须以企业的效率与利润极大化来达成永续经营。所以一般上,民营企业的僵尸特性较不明显,或是较不长久。

就产业分布而言,“僵尸企业”则主要集中在两种产业中。一种是资源产业,这类产业如钢铁、煤炭以及水泥业,因长期性价格下跌导致产能过剩而变成“僵尸企业”。中国政府最先出台的整顿政策就是针对煤炭与钢铁产业的产能过剩,其规划未来五年内煤炭产业产能减少5亿吨,减量重组5亿吨;钢铁行业产能则减少1亿吨至1.5亿吨。

总的来说,两个行业将一共裁退约180万人。水泥业也因为房地产近年来价格飙涨导致过度扩张,根据中国工信部的统计,2015年水泥业全国产能使用率只有67%,比2014年低了5%,尤其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北、辽宁等省份的产能利用率只有50%以下。

另一种“僵尸企业”来自劳力密集的产业,如纺织服装工业。这类产业由于劳动价格上升,生产成本和国际上其他生产地比较,已经不具备优势而导致产能过剩。根据报道,中国目前有81家上市纺织服装企业,其中有23家在2015年第三季度资产负债率超过50%,有10家连续三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净利润为负数。

“僵尸企业”的存在有其历史政经的发展背景。历史上,许多“僵尸企业”曾经也是欣欣向荣的明星厂商。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将近20年平均近两位数的年增长,在这样一段时期,各行各业大规模的投资不在话下,尤其是在一些由国家指导发展的产业,如钢铁、造船与汽车等,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无不倾全力推动发展。

这些企业不但获得政府政策的支撑,而且也轻易地拿到银行的贷款进行扩张。当时中国仍处在成本绝对优势的年代,所以生产效率就不会是企业的第一考量。当劳动与土地成本提升而产品价格下降同时发生时,生产面的问题就会被凸显出来了,这也就为何中国政府今年强调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

就经济发展而言,“僵尸企业”的存在是发展中必然会经历的过程,而且它可能会周而复始的出现。当经济发展处在初级阶段,国家通常以出口天然资源,例如石油煤矿等来赚取外汇。到了中层阶段各别国家开始发展进口替代产业,例如纺织与食品加工,以减少对国外商品的依赖。然后更高层是推行出口扩张阶段,以本国的成本优势出口商品到其他国家。

在这发展过程中,政府政策的扶持是不可少的,所以必然会培养出许多政府能控制的国营企业。这是几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曾有过的政策,而且大部分现在还在实施中。既然国营企业有政策做为靠山,那市场机制自然就会被扭曲而导致过度投资、生产效率低落以及不良信贷等问题。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观之,重叠性投资显然地滋养着中国的“僵尸企业”。中国中央政府虽然扮演经济发展统筹规划的角色,例如每五年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蓝图,指导着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方向。然而,由于政策的模糊性以及必须考量各地禀赋的差异性,在执行上就会出现以地方各自利益观点出发的发展策略,导致恶性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例如中央政府曾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要求水泥、稀土等行业的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以化解产能过剩。然而效果不彰,因为这些牵涉到地方财政收入与就业减少的政策,必然会招到地方主义的排斥。

既然如此,“僵尸企业”的存在就不是那么难理解,甚至从政治现实来说它或许是无法全然根除的社会现象之一。所以政府的重点应该是摆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前提下,用什么方式地持续去处理它。如果处理的结果,“僵尸企业”还可以变回正常营运的企业,那当然是首选的策略。例如目前李克强所强调的企业兼并改组等措施,减少恶性竞争重叠投资,形成规模经济,以使用相同的成本(人工机器相同数目)生产较多的产品。如果短期内已经没办法再回到常规的企业,政府应该停止资助其生产活动,但是补助其人力转移或再培训计划,降低大批人失业所造成的社会问题。

我想上面的政策都是中国中央政府会去做的事情,但是往往在执行面上会发现欠缺更为全面的考量。地方政府是否热衷于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宣导?有没有提供诱因去引导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中央的去产能政策?地方政府与地方“僵尸企业”的利益关系,以及财税收入问题有没有纳入执行时的考虑因素?在总体经济发展的架构下,中央政府针对“僵尸企业”的处理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优先顺序?和跨国企业的合作有没有纳入考量?这些问题其实都可能延伸出不同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大战略在这问题上可能是个两面刃。它透过协助沿路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科学园区,推动国内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产业走出去,缓解产能过剩的问题。然而,这一两年中国各地方政府都竞相争取中央政府支持其发展“一带一路”,推动国际城市间的合作,例如广州和马来西亚推动马六甲港口升级计划。“一带一路”的发展速度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各地方重叠性投资的风险也慢慢加大。不久之后,等到月圆之夜(总体环境恶化)“僵尸企业”又会出来走跳吸血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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