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英国为何向“吃光主义”迈进

英国脱欧公投,举世错谔,脱欧派战胜留欧派的结果,让英国人自己、欧洲大陆都难以接受,几乎可以认为,这乃是冷战结束以来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其象征意义和长远影响,有可能超过2001年美国的九一一事件。

英国人当前的举动,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久有成因?背后又在反映什么样的事实?和将预告什么样的前景?

这可以从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徐复观先生的几篇文章说起。

上世纪60年代末,徐复观先生从台湾东海大学退休,在移居香港后,撰写过一大批国际问题评论,其中一些关于欧洲问题的评论,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就如是在谈论眼前现实。

兹举涉及英国的几篇文章为例。1972年11月11日载于《华侨日报》题为《一个民族的衰老》的文章中, 徐先生谈起一件事情:他到阳明台看望孙哲生(孙科),孙先生问他“你认为英国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徐先生举了若干理由,但孙先生都觉得不是主要原因,而在他看来,肇因在于英国工党的过分福利政策,养成了英国人民的惰性。

徐先生当时并没有接受这种看法,但后来却转为赞同,在1974年2月12日刊于《华侨日报》的另一篇文章《英国在向“吃光”主义迈进》中,他说今天的英国人之所以过得悠闲而安定,一是吃帝国时代存下来的老本,二是吃国家供应的各种福利金与福利设施,不奋斗还能活得好,英国人不知不觉已走上了一条好吃懒做的道路,英国工人在国家经济困难时,也只想到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而不顾及其他。

关键是,英国政治家们为此提供了条件,他们为了争取选票,一味迎合选民心理,提出许多福利诺言,把对工人、对国民的贿赂涂上福利的美丽外衣,以作为争取胜利的手段。民主政治在英国的发展,使政治家不断向民众的过度要求臣服,这终将使英国人有一天会吃光老本。

徐先生的那些话,是在40多年前说的,当时一些睿智的欧洲政治家,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70年代时,就曾说过一句名言:“我喜欢工人,但这是工作的工人,而不是懒惰的工人。”她主张要恢复英国的传统价值,要求英国人民奋发独立、自助而不是倚赖国家;个人向自己的命运挑战,自己创造自己的地位与财富。

但撒切尔的担心和忠告,在当时的欧洲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而在西方世界之外,那些相对贫困的后发国家,羡慕欧美日都来不及,更是不可能觉得西方有什么“制度危机”。

2008年发生的欧美金融危机,也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把欧洲和西方作为一种问题来谈的人越来越多。德国《时代》周刊时事评论员约瑟夫·约费指出,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已使欧洲各国政府与民众形成“毒贩和瘾君子”那样的、但却完全合法的共同体,政府为了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希望得到的越来越多。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则指出,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合在一起,打破了代际契约,将高额的债务转嫁到后世子子孙孙。

那么,这个“毒贩”与“瘾君子”的同盟机制,背后的哲学又是什么呢?徐先生在《一个民族的衰老》文章中,指出乃是个人主义。很多人可能认为,英国和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伟大活力,是与个人主义在这些地方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徐先生承认这一点,他说个人主义的权利与义务的互相制约,曾经由一双看不见的手,把英国人团结在一起,渡过了许多难关。

同样是个人主义,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乃是因为个人主义走向极端了。徐先生注意到,除了个人当下要求增加收入以外,作为一个国家的全般痛痒,英国人已经漠不关心了。这种过分的个人自私, 已使英国民族由壮而老。

长久以来,非西方人看西方,认为其制度具优势,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然而,在1975年2月26日刊于《华侨日报》的《英国撒切尔夫的的旋风和迷惘》一文中,徐先生则指出,由于个人主义的过度化,社会契约的契约性已经非常薄弱,一个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状态已被打破。

在民意政治的压力下,今天有哪位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敢如当年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那样,理直气壮告诉他的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削减社会福利、要求民众忍受困难,这些做法别说实行,就是从理念的层面提出来,都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因此感叹:“我们这一代的领导人从不敢提‘牺牲’二字。所有解决方法都必须是无痛的。”

徐复观的那几篇文章,都写于差不多半世纪前,今天重新来读,不难体会到,当前由英国脱欧公投而引发的西方世界的危机,实际上是其来有自、酝酿已久。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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