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举世错谔，脱欧派战胜留欧派的结果，让英国人自己、欧洲大陆都难以接受，几乎可以认为，这乃是冷战结束以来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其象征意义和长远影响，有可能超过2001年美国的九一一事件。
英国人当前的举动，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久有成因？背后又在反映什么样的事实？和将预告什么样的前景？
这可以从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徐复观先生的几篇文章说起。
上世纪60年代末，徐复观先生从台湾东海大学退休，在移居香港后，撰写过一大批国际问题评论，其中一些关于欧洲问题的评论，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就如是在谈论眼前现实。
兹举涉及英国的几篇文章为例。1972年11月11日载于《华侨日报》题为《一个民族的衰老》的文章中， 徐先生谈起一件事情：他到阳明台看望孙哲生（孙科），孙先生问他“你认为英国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徐先生举了若干理由，但孙先生都觉得不是主要原因，而在他看来，肇因在于英国工党的过分福利政策，养成了英国人民的惰性。
徐先生当时并没有接受这种看法，但后来却转为赞同，在1974年2月12日刊于《华侨日报》的另一篇文章《英国在向“吃光”主义迈进》中，他说今天的英国人之所以过得悠闲而安定，一是吃帝国时代存下来的老本，二是吃国家供应的各种福利金与福利设施，不奋斗还能活得好，英国人不知不觉已走上了一条好吃懒做的道路，英国工人在国家经济困难时，也只想到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而不顾及其他。
关键是，英国政治家们为此提供了条件，他们为了争取选票，一味迎合选民心理，提出许多福利诺言，把对工人、对国民的贿赂涂上福利的美丽外衣，以作为争取胜利的手段。民主政治在英国的发展，使政治家不断向民众的过度要求臣服，这终将使英国人有一天会吃光老本。
徐先生的那些话，是在40多年前说的，当时一些睿智的欧洲政治家，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70年代时，就曾说过一句名言：“我喜欢工人，但这是工作的工人，而不是懒惰的工人。”她主张要恢复英国的传统价值，要求英国人民奋发独立、自助而不是倚赖国家；个人向自己的命运挑战，自己创造自己的地位与财富。
但撒切尔的担心和忠告，在当时的欧洲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而在西方世界之外，那些相对贫困的后发国家，羡慕欧美日都来不及，更是不可能觉得西方有什么“制度危机”。
2008年发生的欧美金融危机，也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把欧洲和西方作为一种问题来谈的人越来越多。德国《时代》周刊时事评论员约瑟夫·约费指出，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已使欧洲各国政府与民众形成“毒贩和瘾君子”那样的、但却完全合法的共同体，政府为了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希望得到的越来越多。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则指出，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合在一起，打破了代际契约，将高额的债务转嫁到后世子子孙孙。
那么，这个“毒贩”与“瘾君子”的同盟机制，背后的哲学又是什么呢？徐先生在《一个民族的衰老》文章中，指出乃是个人主义。很多人可能认为，英国和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伟大活力，是与个人主义在这些地方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徐先生承认这一点，他说个人主义的权利与义务的互相制约，曾经由一双看不见的手，把英国人团结在一起，渡过了许多难关。
同样是个人主义，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乃是因为个人主义走向极端了。徐先生注意到，除了个人当下要求增加收入以外，作为一个国家的全般痛痒，英国人已经漠不关心了。这种过分的个人自私， 已使英国民族由壮而老。
长久以来，非西方人看西方，认为其制度具优势，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然而，在1975年2月26日刊于《华侨日报》的《英国撒切尔夫的的旋风和迷惘》一文中，徐先生则指出，由于个人主义的过度化，社会契约的契约性已经非常薄弱，一个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状态已被打破。
在民意政治的压力下，今天有哪位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敢如当年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那样，理直气壮告诉他的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削减社会福利、要求民众忍受困难，这些做法别说实行，就是从理念的层面提出来，都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因此感叹：“我们这一代的领导人从不敢提‘牺牲’二字。所有解决方法都必须是无痛的。”
徐复观的那几篇文章，都写于差不多半世纪前，今天重新来读，不难体会到，当前由英国脱欧公投而引发的西方世界的危机，实际上是其来有自、酝酿已久。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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