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重演，但有相似之处，”（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does rhyme），马克·吐温如是说。一代又一代政治领袖都在印证这一观察的正确性，他们试图留下自己的烙印，将成就归功于自己，将失败归咎于前任或政治对手。
许多政治家在隐退后仍然继续扭曲着事实。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夸耀说：“历史将待我不薄，因为我要撰写历史。”而事实上，他的多卷本二战著作内容全部是他最值得铭记的事件（“光荣时刻”，“从未有如此之少的人，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为如此之多的人，作出如此之大的牺牲”）；此外还充斥着对他在战时行为合理性的论证。
丘吉尔的写作也许有失偏颇，但它们提供了可观的内幕信息和细节，这些信息和细节往往无法从不完整和谨小慎微的备忘和摘要中窥斑见豹。历史学家知道，如胜利者所想要的铭记的那样铭记历史，这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拿破仑·波拿巴曾说：“历史是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谎言。”
如今，轮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留下自己的烙印，他的总统任期即将落幕，人们的关注焦点转向了其继任者的选举。他已经忙坏了。比如，在最近赴日出席G7峰会期间，他成为首位访问广岛的美国总统。1945年，杜鲁门总统为了避免派遣地面部队和加快二战结束，而下令对广岛进行核打击。
奥巴马也一直在兜售他的经济成就，宣称他阻止了又一场大萧条。他说他的复苏法（Recovery Act）阻止了失业率朝30%迈进，比大萧条顶峰时期还要高五个百分点。
这是先验性的胡言乱语。奥巴马本人的幕僚估算他的刺激计划阻止了峰值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而不是总统所吹嘘的20个百分点的上升。
奥巴马绝非第一位自我夸张的政治领袖，但即使以互联网时代的标准衡量，他也显得过于浮夸了。他还频繁宣称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他的政策起了作用。真相是尽管有一些经济学家同意他的幕僚的评估，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刺激基本无效甚至适得其反。
有意思的是，随着总统生涯时日无多，奥巴马感到有必要为他的行为贴金。而更有意思的是他在退休后如何利用他的智慧、口才和经验。我曾经密切共事过的两位总统，里根和老布什，大多让其他人代劳讲话和撰写工作。他们似乎都对取得的成就和不得不留给继任者完成的事项感到满意；他们的地位和声望都与日俱增。
对政治领袖的即时评价常常会被子孙后代大幅修改。成就最受历史学家和记者吹捧的总统莫过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我认为，凭借他在二战中的领导力，罗斯福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但如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他的新政结束了大萧条这一早期论断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1938年失业率仍然高达17%以上。罗斯福的密友、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写道，“八年后……我们的失业与开始是一样高……此外还背上了巨额债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罗斯福的计划推高了物价和工资，因而不利于生产，阻碍了市场出清和反弹。如今，大部分经济史家认为二战全民动员才是结束大萧条的原因。
与罗斯福相反，杜鲁门一开始被认为是一位平庸的总统，这位密苏里州男装店主只不过恰好在罗斯福逝世时身为副总统，于是得以继任总统。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杜鲁门险些输给共和党的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1953年，当艾森豪威尔接过他的总统之位时，几乎没有人预测到有朝一日他能跻身准伟大总统行列。
但结束二战、建立战后全球安全和经济结构的是杜鲁门：马歇尔计划、北约、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皆在他的治理下出炉。让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重建、让战败的德国和日本成为强大的盟友，从而避免一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浩劫的也是杜鲁门的政策。此外，美国民权革命的第一大步，取消军中种族隔离也发生在杜鲁门时期。
有一个传说，尼克逊总统恢复对华关系后不久，中国总理周恩来被问及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周恩来说：“言之尚早。”类似地，公允评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卡梅伦等领导人，目前也有可能言之尚早。两人的任期都大有可为，都面临重大的、堪称生死攸关的挑战：默克尔的是中东移民，卡梅伦是对欧关系。
有时候，领导人的政策与其任期内国家的情况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如果有历史学家断言委内瑞拉是被其总统查韦斯的民粹社会主义和经济不学无术搞垮的，我是不会反对的。
但是，对于其他重要领导人——中国的习近平、印度的莫迪、阿根廷的马克里、墨西哥的涅托，目前仍然言之尚早。他们还将面临许多挑战，他们的评价将根据他们给继任者留下什么（以及他们的继任者如何应对）做出。历史就是如此反覆；撰写历史的历史学家更加反覆。
作者Michael J. Boskin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英文原题：The Problem with Politicians as Historians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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