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秋:欧洲的丧钟响起

6月23日,作为欧盟的三驾马车之一的英国,以全民公投的形式退出欧盟,作为一体化全球样板的欧盟,遭遇历史性的重挫,欧洲的丧钟已经响起。

示范效应不容小觑

冷战结束后,欧盟历经两次向东扩张,新纳入的大多是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入盟的直接动机是获取经济援助,搭上经济快车。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欧洲的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击碎了这种“大锅饭”似的愿景,部分国家或民众由此萌生退意。此外,中国“一带一路”延伸至欧洲,亦对这些国家形成了拉力。

祸不单行。欧盟如今遭遇的还有“高级政治”危机。吊诡的是,这种“高级政治”危机表现得不那么“高级”: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这两大问题同步爆发,使得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受挫:难民的涌入,使得申根协定国家间虚拟化的国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强化的边境管控。欧盟各国对难民问题的分歧,更是公开且难以调和。法国和比利时遭遇大规模恐怖袭击,其余欧盟国家提供的只是廉价的声援,但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遭遇的却是触目惊心的杀戮和血腥。

由此,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使得国家(欧盟各国)向超国家组织(欧盟)让渡权力的问题被凸显:安全权力的让渡使得边界虚拟化,而边界虚拟化使得难民和恐怖分子自由流动,带来巨大的安全挑战。事实上,战后的欧洲,从分裂走向一体化,再从多极化格局中重要的一极重回“碎片化”的老路,这与欧洲长期四分五裂的历史是吻合的。

社会经济领域的合作曾经是欧盟最主要的成就,而如今欧盟面临着重大危机,经济复苏缓慢,难民危机深重,反恐局势严峻。由此,退出欧盟,闭关锁国,独善其身,成为部分欧盟国家可能的选择,亦可视为英国退出欧盟的外溢效应。

欧洲正在遭遇文明的冲突

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曾提出“文明的冲突”。面临持续的穆斯林移民以及难民的大规模涌入,使得欧洲今天正在遭遇文明的冲突。

首先,欧洲的人口结构将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目前,无论是退出欧盟的英国,还是心生退意的法国,抑或举棋不定的德国和其他国家,都拥有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和难民。据估计,欧盟已有约5000万穆斯林移民和难民。与欧洲普遍的晚婚和低生育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穆斯林结婚早,生育率相当高。欧盟有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九个国家人口负增长,而穆斯林群体却增长迅速,此消彼长的态势极为明显,欧洲人口的结构性变迁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欧盟将难民输出到土耳其的计划,亦将因土耳其频发的恐怖袭击而泡汤。

其次,欧洲的信仰结构将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与其他主要宗教迥异的是,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对于穆斯林来说,宗教不仅仅只是信仰,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集体记忆和认同基础。随着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加,伊斯兰教在欧洲异军突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基督教的衰落: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徒的增长率趋近于零,基督教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基督教各大宗派会友人数逐年下降,许多教堂被迫出售甚至改造为清真寺,等等。

由此可见,在基督文明的核心区域欧洲,基督文明的衰落已成为历史趋势,而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已成为时代潮流。亨廷顿教授断言,“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而宗教是文化的内核,他也正是据此划分文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欧洲的此消彼长,正是他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

第三,文明的冲突已经在欧洲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安全等层面凸显。大规模的穆斯林移民骚乱已在巴黎等地爆发过多次,针对穆斯林群体的骚扰事件则随时上演;穆斯林被迫从事“肮脏”和“低贱”的职业,长期处于社会经济边缘;先知漫画事件、头巾事件、沙尔利周刊事件先后爆发,并有较强的极端化趋势,即杀戮和爆炸;反移民政党日益强大,排外主义悄然兴起,纳粹种族主义余孽沉渣泛起,极右翼势力迅速崛起;独狼式恐怖袭击防不胜防,而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遥控假扮难民的恐怖分子,伺机而动,恐怖袭击事件一再发生,仍将发生。

不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教授亦曾经断言,“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从当今欧洲面临的穆斯林移民和难民问题来看,他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从“不文明的冲突”来看,他的预言却得到了印证。

所谓“不文明的冲突”,指的是与“文明”没有密切关联的冲突,尤其是当今欧洲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摩擦与冲突,以及欧盟内部的失衡。目前,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欧亚大国俄罗斯与欧盟/北约之间的冲突,以及欧盟内部的失衡。

今年2月初,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与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基利尔在古巴聚首,实现了基督教两大派系之间的“千年会晤”。千年会晤固然可喜,但不能掩盖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千余年来的争斗和伤痕,更无法掩饰当今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与对峙。

欧盟和北约东扩吞噬的是俄罗斯经营数百年之久的战略缓冲地带,而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与对俄罗斯的制裁,延续的仍然是对俄罗斯的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北约高调重整军备,进行大规模军演,抵近俄罗斯边境部署导弹系统,磨刀霍霍,令北极熊极度不安。至此,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欧美之间积累的战略互信化为乌有,如2015年4月18日刘军在《联合早报》发表的《2015:普京还好吗?》中所说:“一道新的柏林墙,已经在俄欧之间悄然竖立。”

在这道帷幕的两侧,欧盟和北约会继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重压之下的俄罗斯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欧盟自身陷入危机之中。继续抗争甚至提高调门,是与欧洲缠斗千年的俄罗斯的必然选择。与直接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不一样的是,俄罗斯未来可能会采取某些手段支持欧盟的分裂。毕竟,分裂的欧洲对于俄罗斯可谓“人畜无害”。

“不文明的冲突”,还表现为欧盟内部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族群和政治维度上。从社会角度来看,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言,“东德”和“西德”之间仍然存在这一堵“无形的柏林墙”;“新欧洲”与“老欧洲”更是泾渭分明。

从经济角度来看,卢森堡、爱尔兰、德国等富国的人均GDP,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等穷国的数倍,葡萄牙即将沦为发展中国家,希腊则已破产。从族群的角度来看,穆斯林与欧洲各族群“老死不相往来”,本地人与来自各地的移民互不待见。从政治上看,近年来欧盟在经济问题、移民问题、安全问题上举步维艰,难以形成统一的声音。

欧洲的丧钟已经响起。如果说“文明的冲突”是欧洲衰落的掘墓人,“不文明的冲突”是欧洲衰落的抬棺者;那么,英国退出欧盟,则是为欧洲的衰落抛下了第一铲墓土。

作者是云南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社会经济领域的合作曾经是欧盟最主要的成就,而如今欧盟面临着重大危机,经济复苏缓慢,难民危机深重,反恐局势严峻。由此,退出欧盟,闭关锁国,独善其身,成为部分欧盟国家可能的选择,亦可视为英国退出欧盟的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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